从反扒到擒“狼”！城市“猎人”转型中坚守

早高峰，庞正坤挤在地铁2号线通勤人流中，慢慢向车门挪动。

他正在跟着不远处一个身着深色上衣的男子。那人不停换车门，换方向，眼神飘忽……这些动作，和他以前跟的贼几乎没啥不同，但贼盯的是口袋、包包，这个男人盯的却是女性的敏感部位。

是的，庞正坤跟踪的是一名“色狼”。从反扒到擒“狼”，庞正坤依然还是那个每天穿梭地底的城市“猎人”。只不过，“猎物”变了。

“你说这小偷怎么就抓不完呢？”

“嗯，抓不完的，他们是以此为生的。”

庞正坤至今还记得5年前，刚当便衣反扒民警不久，一次反扒途中，他和师傅高天春有过一段对话。师徒俩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人潮汹涌的地铁站台上，竟然一个星期也见不到一个小偷了。

这一天，真的来了。

江湖“草莽”

上海市公安局轨交总队底楼有一面荣誉墙，从左向右悬挂着六幅彩色大照片，都是轨交民警中的英雄人物。

图说：上海市公安局轨交总队底楼的荣誉墙

第一张是上海警界反扒耆老徐福鑫，名字框着黑框，已经离世。几年前，曾采访过老徐。听他讲反扒故事，常有一种身处江湖草莽的错觉。

徐福鑫和上海最早的一批扒手打过交道。那时候，扒手活动范围比较集中，主要在市中心的公交线路上。他们中不少人穿着讲究，戴着名表首饰，外表绝对看不出是干这一行的。有人每天“出工”前还会去吃早茶，最喜欢去的是南国酒家，老徐和同事就在门外看着他们吃，等他们出门。

那也是小偷猖獗的年代。徐福鑫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上世纪90年代，四川北路上一次行动就抓了35个扒手。“当时有人被偷了皮夹，到店里再买，营业员让到门口找找，结果真找到了，都是小偷特地扔在门口的。”

那时的小偷，许多都是“技术派”。当时流行穿中山装，人们习惯把贵重物品放在内侧袋，扣上扣子。小偷两指一搓，钮扣就开了。东西被偷，失主毫不知情。

因为小偷和民警都很“职业”，时间一长，面孔熟了，见面还会打招呼：“徐师傅，我今朝没偷！”在老徐看来，这是挑衅，更是考验，要把熟面孔人赃并获，真的不简单。

新民图表 邵晓艳 制图

“疯子”探长

这份“不简单”，可能雷震体味最深。

雷震，70后，轨交总队反扒支队三队民警，也是荣誉墙上第五幅照片里的人物。反扒23年，他抓了3000多个小偷。人们叫他“雷大探长”，也有人叫他“雷疯子”。

雷震同样经历过扒手多到抓不过来的时代。“以前上班路上，随便扫一眼就能看到几个。碰上正好在偷的，还能带一个上班。”

在雷震看来，以前抓小偷，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去守头班车，抓贼全靠一双手、一双脚。“那时候不流行计步，但一天下来三四万步肯定有的。”但对他来说，这些根本不算什么。为什么叫“雷疯子”？因为抓小偷，他是不要命的。

1998年，雷震调往当时的公交分局当便衣。上岗两个月，其他人都抓到小偷了，只有雷震不“开张”。带教师傅受不了：“小雷，你是我遇到过最笨的警察！”师傅急，雷震更急，但越急越没辙。雷震是知青子女，对上海不熟，跟踪很吃亏。加上他过早谢顶，脑门锃亮，在人群中“闪闪发光”。反扒最忌醒目，雷震常常一探头就让小偷多看几眼：这人一直跟着，不是便衣吧？结果可想而知。

雷震很苦闷。思前想后，勤能补拙，他就趁人家休息时，和师弟偷偷去抓小偷。第一次“开张”，是在61路公交车上，碰到一个以前师傅抓过的扒手。雷震怕被认出，拉着扶手挡住脸，头也不敢回。过了一会儿，他听到自己外套拉链“哒哒”作响。“哎？他不会是在偷我东西吧！”拉链声没了，低头一看，口袋开了。雷震一转身，小偷马上把手里东西扔在地上，是雷震的BP机。这送上门的小偷，雷震总算没放过。

虽然“开张”了，但雷震始终是进步最慢的一个。1999年底，队领导告诉他：“你工作态度很好，但可能外貌特征太明显，不适合干反扒。你去接电话吧。”

别人碰上这样的结果，可能就磨灭了热情，雷震没有。他把接电话干成了信息分析，始终琢磨：这是哪个区发的案？哪条公交线路？地图上在哪个位置？不但琢磨，他还用休息时间去看现场。2001年，雷震调回反扒岗位。那时候，跟他一同出道的人已经是探长了。

雷震努力学上海话，每次审讯都用上海话，就算被嘲笑也无所谓；路记不住，就背地图，把上海地图和公交线路背得滚瓜烂熟；他还背小偷照片，凡是被上海公安处理过的，他按照籍贯分类，一个个背下来，还存在手机里随时翻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连两次，雷震独自一人抓获小偷。在反扒行当，这意义非凡：他终于出师了。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为了抓贼，雷震更加拼命。

一次追贼进了农田，刚下过雨，田里像沼泽。一个人扑一个人躲，一边跑一边摔跤，最后变成了在泥里爬。小偷放弃了：你抓我吧，我实在不行了。从田里出来，两个泥猴子眉眼都看不清了，但围观的群众掌声如雷：这警察真牛。

一次在天桥，眼看小偷就要跑下楼梯，被雷震一跃抱住右腿。小偷力气大，“噔噔噔噔”拖着雷震就下了楼梯，雷震裤子磨破，鲜血直流，但还是第一时间起身把小偷拿下。

还有一次与小偷扭打，小偷一头撞在雷震下巴上，眼看一道白光从雷震嘴里飞出，竟是一颗牙硬生生被撞掉。雷震忍痛坚持，直到两人都没了力气倒在地上，他仍不忘用自己的体重压住小偷，呼叫群众帮忙把小偷上铐。

图说：雷震探组收到的锦旗

“天下无贼”

雷震口中的这些故事，近年已经鲜见。

“别说碰到小偷反抗了，就连抓现行的机会都没了。”对于抓贼有瘾的雷震来说，其实挺失落。“前一段时间，我们还专门走访排摸了一下曾经有过扒窃前科的人员，尤其是那些上海籍的。我分到三个人，问下来，都转行了。有的开助动车帮人送东西，有的在家吃低保，还有一个家里拆迁了，他也没买房，租了间房子，用剩下的钱养老，日子过得还不错。”雷震告诉记者，“贼骨头”收山，不管怎么说，都是好事。

最大变化其实就在这两年。移动支付大行其道，现金成了稀罕物，很多小偷不偷钱包改偷手机。但偷手机就要销赃，这些年，上海警方依托智慧警务，对盗窃团伙坚持全链条打击，很多收赃人被迫转行，有的则离开了上海。

“也不是猛一下的变化，是慢慢感觉到的。有的时候抓到小偷，和他一起看偷的钱包，结果里面没钱。还有的小偷摸了半天，割了包，又掏了半天，结果是一叠餐巾纸。这时候，其实小偷也挺受打击的。”邓昱是雷震的同事，反扒支队五队队长。据他回忆，这几年，上海的扒窃案每年都有90%以上的降幅，到最后，已经是零星发案。

“很多案子接报了，甄别下来，都是遗失或是忘在家里，而不是盗窃。现在一年下来，全市地铁和公交线路上的扒窃案不到150起，平均下来，2天1起都不到。”

去年，受疫情影响，扒窃案件更是再次断崖式下降。“想当面碰到一个小偷，简直比中奖还难。”在邓昱看来，反扒经历了几个阶段，1.0时代，是靠步行挤公交抓贼；2.0时代，有了“四个轮子”，反扒队员也更多地4人一组合作擒贼；现在进入3.0时代，小偷少了，案子也少了，轨交警方更多地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去寻找可能存在未报案的隐案。

新民图表 邵晓艳 制图

改抓“色狼”

也是在去年，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地铁的人流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一个新情况出现了。

“四五月份的时候，地铁里‘色狼’突然多了起来，有时一天好几起。”陈建强是轨交总队刑侦支队三队队长，前几天有媒体采访他时，正好碰上他抓获一名“色狼”，不但见了报还上了热搜。其实对于陈建强来说，这已是他的日常工作。

“不能说是转型，有贼我们要抓，‘色狼’我们也要抓，但可能以前以抓贼为主，现在贼几乎没了，‘色狼’正好多了起来，我们就把工作重心变了一下。”陈建强说。

这大半年，陈建强碰到的“色狼”也让他开了眼界。“什么身份的都有，有很多是高学历，甚至是公司高管，还有男人侵犯男人的。”有的人追求刺激脑子一热控制不住自己，被抓了更是丑态百出，痛哭流涕，甚至跪下来求饶。

“我还抓到过一个村干部，30多岁，作案时，专门从郊区开车到五洲大道上车，跟家里人说是给孩子买礼物。被抓时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自己走到今天不容易，希望能网开一面。”

最让陈建强震惊的是一个年轻男子，每天“尾行”同一名女子，从地铁一直跟到她出站，还跟着她逛街几个小时，就是为了上去偷偷摸一下。“据他交代，有一次跟得太晚，地铁和公交车都没了，他骑共享单车骑了个通宵才回到家。”

陈建强和邓昱都是80后一代，算是反扒民警的中坚力量，经验丰富，技巧娴熟。在他们眼里，抓“色狼”和抓扒手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两种人动作差不多，但‘色狼’的反侦查意识，比起那些惯偷要差很多。”

尽管如此，要成功抓获一名“色狼”并不简单。捉贼捉赃，抓“色狼”却一定要有受害人指证。所以很多时候，必须两人一组，看到“色狼”有动作还不能马上动手抓人，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先去问被害人：有没有感到被侵犯了？要不要追究？“大多时候，女孩子都会有些顾虑，有的不愿作证，有的甚至没意识到。我们只能继续跟，等下一个机会。”

图说：陈建强在地铁站台上观察

荣耀时刻

相比之下，1995年出生的庞正坤，是真正的年轻一代。

40后的徐福鑫，60后的陈峥，70后的张翼飞、雷震，80后的高天春、陈建强、邓昱，90后的庞正坤……对于这些反扒民警来説，不管未来怎样转型，传承始终都在。

小偷少了，就抓“色狼”。但失窃的报案还是常有，虽然甄别下来，十有八九都是遗失而非失窃。“我们就把这些遗失也当成案子来破，想方设法帮失主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因为这也很重要。”

为了帮助更多人，庞正坤在抓“色狼”的同时，主动学习视频侦查的技巧。“刚开始学着看，什么都看不懂，就连画面处于站内哪个位置都搞不清楚。不行就一帧帧看，慢慢就找出了规律。”

前不久，一位老太太报案，说手机在地铁里被偷了。庞正坤把她从轨交4号线上车到轨交8号线下车的所有视频资料都调了出来，首先排除了被盗可能，然后一点点慢放，寻找可能遗失手机的时点，结果整整看了20多个小时，还是没有结果。

半夜2点多，老太太突然打来电话：手机在家里找到了。原来，她出门前就把手机遗落在家里的角落里，却误以为被盗。尽管看得“眼睛都快瞎了”，庞正坤还是很庆幸：“老太太人不错，半夜还打电话过来，不然我可能要真瞎。”

2016年进入轨交总队刑侦支队，庞正坤跟着师傅高天春学反扒。“第一次看到师傅，不敢相信，这么瘦瘦小小的人居然是反扒民警？”没想到，师傅的勇猛让他难以想象。“那么小的个子，却有那么大的能量，面对比他高一个头的扒手，毫不犹豫就扑上去，真的让人热血沸腾。”

更让庞正坤震撼的，是师傅拼尽全力将扒手扑倒在地、压在身下时，周围群众自发的热烈掌声。“那一刻，你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邪不胜正，什么是人民警察。”

反扒条线干了5年，也当上了探长，早已出师，师傅也已经调任其他岗位，庞正坤至今记得，师傅手机锁屏的那一幅素描，定格着的是一个抓捕画面。“那是一位失主画的，她是美术老师，当时师傅飞奔300多米扑倒一个贼，把她的手机找了回来，她专门画了那一幕表示感谢。”

在庞正坤看来，那就是一位人民警察的荣耀时刻。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潘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