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崇高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优势。缺氧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干下去。一方面支援了西藏,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面锻炼了干部、成长了队伍。援藏应该是你们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之一。”
——习近平
图说: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本文照片均为 新民晚报记者陈梦泽 摄
赵坚医生牺牲时,进藏仅16天。
今年2月25日,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赵坚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表彰名单上,名字外的黑框,让妻子泪如泉涌。
进藏第4天,赵坚就接下了第八批援藏干部留下的线索,为一位藏族小女孩的先天性心脏病奔波。谁能想到,治疗方案最终确定时,噩耗也突然传来——2019年7月30日,进藏后一直没有好好休整的他,因强烈高反诱发疾病,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上海,平均海拔4米;西藏日喀则,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1千倍高度攀升,26年接力奔赴,有一群人,始终用奉献诠释信仰与忠诚。“100-1”没有让上海援藏干部退缩。他们也会担心,他们相互激励,他们更加明白,什么是援藏精神。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记者远赴日喀则,走近那些“缺氧不缺精神”的上海援藏干部。
图说:上海医生援藏
一、“辫子”医生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台旁,制氧机接出两根软管,一根连着病人,另一根却是给医生用的。
援藏两年多来,乐飞医生已经习惯了做手术时,和躺在台上的病人同时吸氧。“有一次接急诊,走快了没拿氧气管,结果正常情况下半小时可以完成的手术,愣是做了一个半小时,反应力判断力都受到影响。从那以后,为了对病人负责,我们每次做手术都要吸氧。”说话间,浅绿色的软管垂在乐飞的脑后,一动一晃,“当地人叫我们‘辫子医生’。”
2019年7月,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进藏。来自瑞金医院的外科医生乐飞,是上海市“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副领队,派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没有进过藏的人,单凭文字描述,很难理解高原反应的那种痛苦:喘不过气,心跳加速,口干舌燥,伴随着头疼欲裂,甚至恶心干呕……
上海援藏医生何大可刚上班第二天,就遇到一名脓毒症的濒危患儿。小女孩只有1岁多,当时她的父亲已经同意放弃抢救,何大可坚持要再试一下。奋力抢救4小时后,孩子最终还是离开了。精疲力竭的何大可却突发心律失常,不得不住院治疗。
坐在记者面前时,口罩后的何大可面带微笑,很难想象当初他血脉偾张的样子。只有当他讲起那次抢救时,那始终充满遗憾惋惜的语气,才让人感受到他的一丝执著。
“如果这里有儿童ICU,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这一点何大可反复提起。“所以我一直在推动这边建立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不行的话,至少也要有儿童重症监护系统。不过,现在还在努力。”
藏语里,“安吉”是医生的意思,“拉”表示尊敬。在日喀则,像赵坚、乐飞、何大可这样,一批批有“辫子”的安吉拉们从上海远道而来,宛如身披白袍的战士,忘我救治病人,也将先进技术和治疗理念留在当地。
乐飞告诉记者,他至今记得,进藏第4天,上海市“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领队、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万兴旺带着他与赵坚,去看望当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情形。
“我以前从没见过那样的房子,是用土堆成的,墙上还糊着牛粪。”在那座房子里,父亲尼玛顿珠和女儿小卓玛都患有心脏病。尼玛顿珠曾经做过开胸手术,至今需要持续用药。孩子这么小,受得住吗?小卓玛的家人满心担忧。赵坚是上海市儿童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他反复奔波,先后3次诊疗,为小卓玛制定了最好的救治方案:通过腿部微创修复心脏瓣膜。
小卓玛一家万分欣喜。谁能料想,没过几天,赵坚就因为剧烈的高原反应殉职了。身边同伴突然离开,震惊与悲伤之后,追思会上,大家做了一个共同的决定——把赵坚医生未竟的事业继续做下去,就从小卓玛开始。那年10月,小卓玛在上海成功得到救治。
“安吉拉!”前些天,乐飞和记者来到小卓玛家中探望,小姑娘一见乐飞就露出灿烂的笑容,已经彻底摆脱先心病阴影的她能跑能跳,与健康孩子别无二致。
有一个细节,乐飞始终难忘。那是此前他带着小卓玛在上海参加慈善晚会,“当时现场摆着赵坚的照片,她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个叔叔,其实孩子与赵坚只见过3面。”当天,小卓玛要走了乐飞的党员徽章,开心地别在胸前,向大家炫耀。“年幼的她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她只知道,那些帮助她的叔叔阿姨们,都别着这枚徽章——刚刚修复好的幼小心脏里,已经埋下了这样的种子。”
直到今天,乐飞和小卓玛的父亲,始终保持着密切沟通。每天早晨,乐飞收到的第一条微信总是来自尼玛顿珠。“我就像他的家庭医生,他每天给我发血压计照片,我帮他精准调节用药剂量。”聊天记录里,接近800张图片,无声见证着两个男人间的一段友谊。
赵坚医生牺牲两年后,今年7月31日一早,尼玛顿珠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他在上海治疗时的照片。他的汉语不好,这是一条没有文字的朋友圈,但是乐飞看懂了,也在第一时间转给了能看懂的所有人。
有牺牲,更有传承。“援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接力。”乐飞这样描述,“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接力,一个团队和一个团队的接力,一批人和一批人的接力。”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工作了18年的当地医生王豆对此深有感触。曾到上海进修过两次的她,亲身体验了临床专家手把手教导的“特殊待遇”,也经历了医院内镜中心从无到有的变化。
有一回凌晨3时接到急诊,她习惯性向“师傅”、上海“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队员张震求助。“其实她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只不过心里没底。我告诉她,你放心地做,我这就过来。”赶到医院的张震没有进手术室,而是坐在楼下静静等待,王豆也没有再联系他。差不多接近6时,张震给她打了电话。
“王豆说,张老师,我以为你睡着了。”如张震预料的那样,手术一切顺利。“这样特别好。”
8月15日,张震这批援藏医生返回上海,但“组团式”医疗援藏依然继续。“我和下一批进藏的医生交接过了,需要带什么设备,这次攻克什么难题。”张震说,“这是一茬接着一茬要干下去的事。”
今天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在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的推动下,中国胸壁外科联盟西藏地区联盟、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先后揭牌。今年公布的2019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考核结果中,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在全国排名上升了225名,在西藏自治区1+7“组团式”援藏医院中名列第二。
图说: 今年8月,精心设计的“雪域高原英雄笔”面世
二、创业“英雄”
一支钢笔,两个笔头。一只书写汉字,一只书写藏文,汉藏文化元素的融合,可谓匠心独运。
8月17日,在西藏拉萨的拉萨饭店。这款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寓意“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篇章”的“雪域高原英雄笔”一经亮相,吸引了众人目光。
日喀则,江孜县,创客咖啡馆。40岁的藏族妇女德吉坐在椅子上,有些局促和沉默。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对汉语只能听不能说,需要靠翻译才能与记者交流。
但当讲起“雪域高原英雄笔”诞生背后“英雄惜英雄”的故事时,她的眼睛亮了,语速也快了,藏语中夹杂着汉语发音,听得出“援藏干部”“上海”等字眼。
钢笔的故事,就是德吉的故事,也是上海援藏干部想方设法带领藏族青年创业的故事。
德吉的人生堪称励志。她从小家境贫寒,没上过什么学,曾是当地一名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找不到什么正式工作,她四处打工,还给人当过保姆。
令人钦佩的是,生活没有压垮这位坚韧的女性。德吉用打工攒的钱,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因为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她的创业都与文化有关。开书店、卖文具,钱还没挣到多少,她就开始资助贫困学生,为大学生解决就业岗位。最艰难时,她不惜抵押房子,借钱发工资。
2020年6月19日。在上海援藏干部的帮助下,江孜县成立了农牧民合作社协会、农牧民合作社指导服务中心和大学生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三块牌子,一个办公地址,当地人称之为“两中心一协会”。
“当时听说这个消息,感到像乌云里看到了太阳。”正处于创业瓶颈的德吉上门求助,找到了负责人央吉。听完了德吉的故事,尤其是听说她自己创业艰难,却先后给贫困学生捐款近37万元时,央吉动容了。
33岁的央吉是江孜县团委书记,特别重视青年创业的她,把自己的办公地点也搬到了“两中心一协会”,成了带领大家创业的“头雁”。2020年6月19日,是“两中心一协会”成立的日子,也是央吉的生日。“定在这一天,是希望今后每个生日,都和创业者们一起度过。”
中心成立不久,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孟文海前来调研。听了德吉的故事,孟文海十分感动,他告诉大家,上海著名民族品牌英雄钢笔的创始人中也有一位女性,同样文化程度不高,但却用努力奋斗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从英雄笔,聊到“英雄城”。众所周知,1904年,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江孜人民浴血卫国,谱写了一曲英勇悲壮的爱国主义赞歌,江孜从此以“英雄城”闻名中外。聊着聊着,对创业者的激励,变成了对创业的头脑风暴,一个“金点子”跳了出来——上海有英雄笔,江孜是英雄城,有没有可能合作?
孟文海马上牵线搭桥,促成了上海英雄金笔厂和江孜县措吉百玛文化有限公司的合作,后者就是德吉的创业公司。
点子好,要落地并不容易。央吉带着德吉来到上海,与英雄金笔厂对接。藏文笔的笔尖是有讲究的,要有倾斜度,而且宽度也不尽相同,仅学生用笔,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宽度都不一样,如何设计颇费心思。
央吉和德吉都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关键时候,又是援藏干部们帮忙,找到上海共康学校的藏文老师,前往英雄金笔厂协助藏文笔的笔尖设计。此后,在各方帮助下,央吉和德吉又请到西藏文化协会副会长丹增一同前往上海,参与设计研发。
一次次对接中,德吉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各方对她的无私帮助。“特别温暖,特别感动。”德吉记得,第一次去英雄金笔厂时,她连英雄笔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她专门跑到南京路,想买一支英雄钢笔研究一下。
基本不会说汉语的她,硬着头皮找到街边的一位女民警求助,女民警非常热情,连比划带猜,竟然弄懂了德吉的意思,带着她一连跑了好几家店,最终帮她买到了笔,完成了任务。
今年8月,精心设计的“雪域高原英雄笔”终于面世。70周年纪念的图案,通过独特的压制方式精刻在笔头上,凸显纪念主题;笔帽采用吉祥结图案,寓意西藏人民解放后生活吉祥如意;笔夹镌刻五角星和青稞麦穗,顶端呈箭矢形,寓意举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在上海援藏联络组等各方努力下,这支“英雄们”携手打造的“雪域高原英雄笔”成为大庆专用笔。
“这是亿万分之一的机会,却落到了我的身上。”德吉一直用这句话表达自己的激动和感激。虽然直到今天,德吉还叫不出孟文海的名字,但她始终记得,那位花白头发的领导对她的关心帮助,“就像是上天把他派到了我的身边。”
德吉不止一次向记者回忆上海出差时,她和央吉从酒店24楼往下望的情形。从来没有住过这么高楼层的她一直感叹:上海太大了。其实,上海面积可能还比不上日喀则下面的一个县,但上海的繁华、上海人的胸襟,令她震撼。
“央吉对我开玩笑地说,今后你就要当大老板了。但我知道,不管未来能走多远,我都不会忘记上海援藏的帮助,也不会忘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上海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张毅告诉记者,后脱贫攻坚时代,如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尤其是激发当地百姓的内生动力,从扶贫到扶智,一直是上海援藏干部思考的问题。
据张毅介绍,在援藏干部牵线搭桥下,除了德吉的措吉百玛公司,今年7月底,创业基地孵化的多个项目如创客咖啡、鲲鹏广告、塔匹园林等,都在上海与多家企业签约达成了合作协议。
图说:十辆上海捐赠的房车错落排列在房车营地
三、珠峰小镇
从日喀则定日县城到扎西宗乡,1个多小时的山路,不仅要跨越海拔5200多米的山口,还要经受“珠峰108道拐”的“催吐”考验。
在加吾拉山口观景台,可以看到108道拐的全貌——全是回头弯,呈螺旋式整齐排列,老司机都会看得头皮发麻。都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108道拐算是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注解。
8月初,记者前往扎西宗乡采访。一路上汽车在弯道上颠来倒去,让人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器官在左、身体在右”。这样的路,上海援藏干部两三天就要走一次,只因路的那头有一座上海援建的“珠峰小镇”。
初到“珠峰小镇”,上海援藏干部、定日县委常务副书记李肖辉作为“导游”,一开口说的竟然是“垃圾分类”,让人不禁感叹:上海人连援藏都自带上海风。
李肖辉将记者带到一处即将竣工的建筑前,告诉记者,这是“珠峰小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中转处理项目。而在小镇的另一端,一个污水处理厂也正在建设。
据李肖辉介绍,扎西宗乡有7500多藏民定居,珠峰每年的游客也不断攀升,已经突破12万人,这都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压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西藏来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一切都需要把生态环保放在第一位。”
站在“珠峰小镇”入口处,一条笔直的大道将小镇一分为二,右边是上海援建的小镇主体,包括商业街广场、登山体验馆、自驾游房车营地、酒店等,大多已经竣工开始内部装修。
左边则是当地村民自己修建的房屋、商铺。李肖辉告诉记者,村民们起初对“珠峰小镇”项目并不热衷,等到建设初具规模后,才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在当地统一规划下,大家蜂拥而上,日夜加班,进度反而赶到了援建项目的前头。
上海援藏为什么要建设这样一座“珠峰小镇”?李肖辉介绍,这与上海第九批援藏确立的“文旅先导、三产融合、乡村振兴、智慧赋能”工作思路有关。
李肖辉告诉记者,“珠峰小镇”距离珠峰只有49公里,是通往珠峰、洛子峰和“世界十大景观”之一的“珠峰东坡—嘎玛沟”等旅游景区的必经之路,每年都有众多的旅游观光、登山探险和科学考察者经过,旅游资源优势突出。
“珠峰天气多变,如果不是专业登山者,一般游客如果错过了一睹世界之巅真容的机会,可能只能无奈离开。而‘珠峰小镇’建成后,现代化的设施和住宿条件,将给游人多一个选择。”
据李肖辉介绍,219国道建成后,与318国道一起,将上海援建的日喀则五县连缀成环。“我们决定紧紧抓住这些以珠峰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资源,打造‘环珠峰生态文化旅游圈’,全力带动高原农牧业、民族手工业等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珠峰小镇”是否真能留客?记者现场做了一番体验。在小镇上的平措康桑酒店,融合民族风和现代感的设计,一下抓住了人心。内部装修简洁而时尚,温馨的地暖,舒适的席梦思,卫洗丽的马桶,弥散式的供氧装置,连镜子都自带“屏下”感应灯,可谓十分贴心。在房车营地,十辆上海地产集团捐赠的房车错落排列,外观各有主题,其中五辆以五岳命名,另五辆则以西藏五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命名,体现出汉藏融合一家亲的主题。
在珠峰小镇环保车换乘点,记者与司机拉曲扎西聊了起来。说起“珠峰小镇”,37岁的他充满期待。“感谢援藏,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小镇建好,收入肯定还会增加。”
拉曲扎西告诉记者,以前扎西宗乡很穷,为了生活,他靠马拉车带人去大本营,一趟3小时,来回6小时,拉4个人,最多也就赚100块钱。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拉曲扎西当上了环保车司机,每个月工资就有四五千。赚钱后,他在老街开了个店面卖杂货,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2000多块进账。“我家买了两辆车,一辆小轿车,一辆130(货车),忙不过来,还雇了个人看店。”
拉曲扎西说,现在村里都在盼着“珠峰小镇”建成。“那么好的路,那么干净的镇子,看着就舒心。”
“文旅先导”的指引下,上海援建的五县都在挖掘自身优势。在拉孜县,上海援藏干部、拉孜县委常务副书记谭铭将记者带到318国道5000公里处。
这里也是小康示范村强公村所在。村文化广场中央立着一块由上海市第七批援藏拉孜小组援建的5000公里纪念碑。自驾游客到此,纷纷停车打卡,其中不少是上海口音。
据谭铭介绍,上海援藏干部对强公村进行了水景水系、文化长廊、藏式连廊和综合服务区建设,并修缮了56栋民房。村容村貌的改善,使这里成为318国道上的特色旅游景点之一。
纪念碑周围,不少村民们摆起小摊。村民旺姆笑着告诉记者,自己主要卖一些食品饮料和手工艺品,光这一块的收入,每个月就有几千块进账。
广场上,一个名叫南加拉姆的女孩正带着弟弟玩。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上大一的她告诉记者,以前村里连路灯都没有,一到晚上漆黑一片。“没出去前没感觉,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再回到自己家乡真有些不适应。”拉姆说,多亏了上海援藏,不但为村里修房子修路,还修了大家最喜欢的广场,让这里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图说:援藏26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援藏精神
上海到西藏日喀则,是真正的万里之遥。
那里发生的一切,与我有关吗?为什么一波又一波的援藏干部,不计一切奔向那里?生活在繁华的超大城市上海,呼吸着充足而湿润的空气,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在珠峰脚下,记者和上海援藏干部、定日县建设局副局长张志华说起这个话题,他很激动。在张志华看来,援藏背后是深厚的家国情怀。“藏族同胞们在这里定居,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为国家守牢了边疆,守住了国土。边疆无忧,才有大城市的繁华。”
张志华承认,刚进藏时,赵坚的牺牲对自己的冲击是巨大的。“难免会想,他是在日喀则,定日的海拔还要高得多,我能扛得住吗?”但真正开展起工作,经历了地震、泥石流等生死考验,缺氧、高反似乎变得很平常。
“有次在吃早饭,房子一下就摇了起来,3位援藏干部一下子跑到院子里,过了半天,才看到当地的厨师慢悠悠地走出来。”张志华告诉记者,当地人都说“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掉”,这是当地人的乐观,也说明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不易。
据说,当年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时,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95年11月,亚东、定日全县及江孜县的部分乡镇遭受近百年未遇的特大雪灾,厚一米多的积雪让全县交通断绝、通信瘫痪、供电中断。
当时,上海援藏干部、亚东县县长张兆田和县委副书记钟杰带领一支工作队,每人身背几十斤重的干粮饮料和防身武器,在积雪中徒步4天,穿越了几十处雪崩危险区域,行走72公里,赶到全县灾情最严重的康布乡,送医送药,指挥抗灾。
援藏干部在雪地里走到后来,饿得实在走不动,有很长一段路都是爬过去的。当地干部群众感动地说:“张县长是康布乡历史上第一个用双腿从雪地里走过来的县长。”
援藏26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苦始终不会变。援藏干部李肖辉告诉记者,进藏后,大家都成了“药罐子”,每天要吃六七种药,安眠药是每天吃的最后一种。因为睡眠不好,体重也一再降低,很多人一下子瘦了20多斤。
但在上海援藏人才干部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孟文海看来,吃苦只是过程,不是目的,关键还是要干事创业。“既然来了,就要做出点事来,让西藏因你而发生改变。”
刚到西藏时,孟文海遭遇的危险其实一点不下于赵坚医生。当时,因为第八批援藏干部已经在藏延迟工作1个多月,为了加紧工作交接,孟文海几乎没有休整。进藏第二天,忙完一天工作后,他感到身体非常不适,一看手指甲上多了一块斑,后来知道那就是“紫绀”,说明毛细血管破裂了。回到房间量了一下血氧饱和度,只有47,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赵坚医生牺牲后,孟文海召集全体援藏干部悼念,同时号召大家开展“援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的思考和讨论,向“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汲取力量,感悟“比珠峰更高的信仰”。
当时,第九批援藏干部中,来自杨浦区市东医院的张舟医生,也成为激励大家的榜样。因为他是第二次援藏。
世界屋脊,一去已是艰难,何况二上高原,为何会有这样的选择?张舟告诉记者,二次进藏,使命不同。近年来,他参与了上海市东医院的管理工作和等级评定事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希望能给当地的医疗管理带来改变。
到达当地后,张舟对援建的拉孜县人民医院整体运营、财务管理、人员结构、医疗技术、科研能力等进行了全面调研和优化提升。去年9月,拉孜医院成功创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26年来,援藏干部们把足迹和感动写满雪域高原。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闪耀着“比高原更高”的援藏精神。
新民晚报记者 潘高峰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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