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有趣的纠结

      我在乡下插队的时候，属烟鬼之流，牙黑如膏，十指焦黄，烟瘾来时无烟可抽曾撕过垫床的棉絮卷筒煞瘾。一旦有人说起戒烟的话题，我就以笑话对之：某人向寿星讨教长寿秘诀，寿星说了“四不”：不吸烟，不喝酒，不食荤腥，不近女色。讨教者失望地说：那还活个什么劲？只是后来为了攒钱结婚才不得不将此嗜好让位给了更重要的人生任务。

      抽烟和戒烟，大概是烟草进入人类生活以来人类最为纠结的话题之一。即便大科学家，面对这个话题也是左右讨好：伦敦大学的赫克斯利教授，有一次演讲时，先讲烟草是毒害，今生决不与烟草打交道。让反对吸烟的听众大鼓其掌；接下来又讲后来他跟吸烟的友人结伴旅行，也吸了几口，从此认为烟草真是好东西！于是主张吸烟的听众齐声欢呼。

      关于吸烟，赞成和反对的双方都振振有词，言之凿凿。

      赞成者说，烟草涉及数亿人的嗜好，一亿多人的生计，上缴财税名列前茅；尼古丁在世界范围防治鼠疫、霍乱和伤寒发挥过作用，烟碱对阻止年龄增长带来的多种疾病有效；抽烟会让大脑产生愉悦的感觉，可以帮助记忆，是思想的助产士——“你的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抽烟会让男女皆时尚、酷，拉美几个著名的大胡子加雪茄不啻是性感的象征，等等。

       他们因此抱怨主流报道故意忽视了这些。 

       吸烟也的确遗下了许多名人逸话：爱因斯坦就把烟斗与书和大树并列，作为牛津与剑桥的写照；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呼吁美国人民“不给钱，就给烟”；二战，美军司令从前线写信给防长：“你问我赢得战争需要什么？需要香烟！”——精神和肉体双重磨难中的军人需要对胜利的幻想；意大利的马志尼在被放逐时，面对突然闯入的刺客，静静地吸烟，并抽出烟卷请刺客享用，吓得那个刺客跪下谢罪。拿破仑也许口福有限：他得到土耳其公使送的烟卷，一口猛吸，给呛得怒吼“恶魔!”让人颇为遗憾，如他若懂吸烟，后来在圣赫勒拿岛，就可以此慰藉了。

       相对于政治家，烟与文人情调似乎更接近。

       烟常被看作是与酒、茶鼎足而三的清雅之物。清代文学家全祖望作了一篇《淡巴菰扼赋》：“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最嘉。岂知金丝之熏，足供清欢神效”；林语堂大讲了一番吸烟的道理：“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烟卷之于文人，几乎是一种道具。鲁迅画像中倘少了指间那一缕在沉闷中袅袅的青烟，真不知会少了多少神采；美国的爱默生和英国的卡莱尔皆自觉曲高和寡，唯彼此可为知音。好不容易见面了，却相对而坐，各咬烟斗，一语不发。直到握别，依然无话。正是咱中国北方大老爷们的表达方式：啥也不说了，都在烟中；最决绝的文人嗜烟如命，马克·吐温说：“如果天堂没有烟斗，我宁可去地狱！”

       然而，“吸烟有害健康”——不只是有害吸烟者还有大量无辜的被动吸烟者的健康——毫无疑问已经是经过现代科学验证的卫生常识。劝导戒烟并且在许多场所禁止吸烟，是社会文明水准日益提高的一个标志。

       这就凸显了烟草在当今社会的尴尬。

       其实，禁止吸烟，古已有之，且相当严厉：十七世纪的各国君主几乎都禁烟。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会把吸烟者赶进空壁炉，以使他们的烟从壁炉烟囱排出去；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有谕：教堂是纯洁之地，严禁吸烟。违者革除教门；埃塞俄比亚国王下令割去吸烟者的鼻子；1634年，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因吸烟引起火灾，国王下令每月一次用挂着烟斗的绳子穿过吸烟者的鼻子，游街示众，并当场处死。

       后来，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波斯国王自己也吸上了烟，禁令才不宣而废，抽烟在各国渐成风气。

       健康和享受常常是一对矛盾：贪图享受，有可能损害健康；注重健康，难免牺牲若干享受。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为给烟草业找一条新路子，有人动了许多脑筋：高大上的诸如研究对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有缓解作用的卷烟新品种，添加药物，降低卷烟中的焦油，使之具有预防、缓解、治疗某些疾病和保健的作用——似乎未见公认的成效；简单些的则有“抽”而不“吸”，让烟香只在口腔中打转，充分领略烟草的醇香之后，便从口腔或鼻孔中呼出，并不吸入肺内——以我的经验，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生活中这样的相互对立，并非只有烟草。只不过烟草带给人们的，除了纠结，还有一种纠结的趣味：“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是戒烟。我都戒一千次了！”马克·吐温借抽烟对理性的揶揄就颇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