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红色档案系列：这里曾是新时代丛书社 ——中共一大会址珍闻

中共一大会址外景

未修复时的中共一大会址外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沪召开，使上海成为党的诞生地。这“开天辟地”的红色史实，早已由无数优秀文艺作品进行了生动展现。当年中共一大代表的宿舍在哪里？为何会突然出现不速之客？代表们又是如何化险为夷，并成功转移至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的？其中的相关细节可能鲜为人知。

　　壹　迎来北大暑期旅行团

　　从1921年6月底开始，中共一大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因环境险恶，大家都秘密赴沪，谢觉哉曾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预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那么，中共一大代表宿舍在哪里呢？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说：“到会的代表们，除原住上海的人之外，都住在嵩山路（按：应为其附近）一个三楼三底的博文女校里。”博文女校系一所私立女子学校，由辛亥革命元老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担任董事长、进步人士黄绍兰主持，章太炎题写校牌；校舍为沿街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屋，坐落于上海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因博文女校正放暑假，离会议地点很近，而且董必武、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有同乡之谊，李达和妻子王会悟也与她熟悉，于是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借用教室，作为代表们下榻之处。

　　那时，入住博文女校的中共一大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9人，他们都住在该校楼上。其中，毛泽东、何叔衡住在西厢房前半间，董必武、陈潭秋住在东厢房前半间，王尽美、邓恩铭住在西面小间，另外几个人分别住在别的小间。毛泽东居此期间，常在房间内低头来回踱步思考重要问题，黄绍兰的女儿黄允中曾回忆：“我母亲不许我上楼去打扰他们的，但我那时还不懂事，有时还偷偷上楼玩。记得有一次我走到毛主席住的房间里，毛主席叫我小妹妹，摸摸我的头，还给我吃糖。”

当年毛泽东在博文女校的住室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博文女校不仅仅是中共一大代表宿舍。包惠僧的《我的回忆》说：“博文女校的旧址，也就是校长黄绍兰的住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各地代表临时住宿之地……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算是预备会议）。”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说：“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这表明，博文女校也是会议的一个重要场所。

　　贰　为何出现不速之客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会址是李书城（同盟会元老,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李汉俊兄弟寓所，代表们围坐于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刚开始，一个穿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后来得知他名叫程子卿，是申城青帮大亨黄金荣的把兄弟，并利用这层关系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担任华人探长）突然闯入，环视一遍在场者后说声“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匆忙退出。秘密工作经验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迅速分散离开。

马林

　　那么，中共一大会址为什么会被密探盯上？这是由于在场的马林已受到监视。马林原名亨克·斯内夫利特，荷兰籍人，曾在爪哇开展革命活动，1920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来华途中就遇到了“麻烦”。据马林在会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报告：“在维也纳，当我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我遭到拘捕。六天之后，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和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将我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结果向我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取得了联系，这一措施迫使我在到达上海之后立刻做了登记，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

　　现藏荷兰外交部的档案材料中也有如下记载：1921年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给荷兰总领事的信件说，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轮船“阿奎拉”号抵达申城，住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还有资料显示，斯内夫利特在1921年7月14日离开东方饭店，入住麦根路（今石门二路）32号公寓。

　　上海租界当局对马林的行踪一清二楚，并曾发函知会荷兰驻沪领事馆，所以他到会后招来密探就不足为奇了。

　　叁　新时代丛书社的特殊功勋

　　当年，李汉俊与哥哥李书城一起寓居上海望志路106号、108号（今兴业路76号、78号），此系沿街一排石库门房屋中的两幢（天井相通）；后门的弄堂，为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这里比较僻静。如果不是由于马林被上海租界当局密切关注，中共一大会址也许不会遇到意外。

李汉俊

上世纪60年代末的树德里弄口

　　在代表们撤出会址仅10多分钟，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两辆警车就停在门前，荷枪实弹的巡捕蜂拥而至。夏夜尚在外纳凉的一些居民，惊恐地站在不远处望着。有人轻声叹息：“李公馆肯定出了大事啦！”有人感到不解：“李家是有一定身份的，竟然也会飞来横祸！”有的人则自言自语：“看起来，这像是要倒霉啦！”总之，他们都觉得“李公馆”难逃一劫。

　　法籍警官率巡捕闯进“李公馆”后，厉声质问房主李汉俊：“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用熟练的法语回答：“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会。”“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我兼商务印书馆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他们是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次暑假到上海，常来这里聊天。”说到这，这些家伙的气焰有所收敛，搜查得也较马虎，最终悻悻而归。包惠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谈到，在巡捕们离开后，他曾前往探视情况，李汉俊告知：“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抽屉内，竟没被发现。”

“新时代丛书”社部分书籍

　　原来，在筹备中共一大时，为方便出入和确保安全，在此设立了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这使留守的李汉俊得以泰然应变。作为翻译出版机构，各种倾向的作者、译者进进出出不会少；大家坐在一起商谈编书的事，更是顺理成章。因而，巡捕们觉得没借口和没必要深究，只好不了了之。于是，“李公馆”化险为夷，避免遭到破坏。

　　新时代丛书社的发起者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经亨颐等15人，其中多为早期共产主义者。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曾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6月28日，北京《晨报》也刊登了此文。《“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申明：“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就是“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乏知识”；同时，公布新时代丛书社的“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即望志路108号）。后来，新时代丛书社的“通信处”移至宝山路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处。

　　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时代丛书社相继推出《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施存统译）、《遗传论》（周建人译）、《进化论》（太朴译）、《妇人和社会主义》（祁森焕译）、《儿童教育》（沈泽民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夏丏尊、李继桢译）等10种书籍，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如今，上海图书馆仍然收藏有新时代丛书9种（缺少“第二种”）。这些出版物均为32开本，每册数万字，页数不多而内容充实；封面设计简朴庄重，黑体书名虽不大却醒目，中间有地球图案，上标“新时代丛书”5字，那紧握的双手象征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它们现已成为珍贵的革命史料。

　　肆　商定前往嘉兴南湖

　　7月30日深夜，从中共一大会址转移出来的代表们陆续聚集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离沪后，李达和妻子王会悟一直住在这里。经商量，大家都认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对“李公馆”的侵扰，最终虽未造成直接损失，但那里肯定会被监视，已不再安全。此刻，王会悟提了个建议。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说：“我们大家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悟非常热心地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我们对于她的建议极表赞成”。刘仁静的《一大琐忆》说：“我们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一大早分批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租了一只船，开了一天会，才结束了‘一大’。”可见，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是王会悟精心安排的。（朱少伟）

南湖“红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