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难忘恩师：朱东润、赵景深、章培恒（写在复旦中文学科百年庆典之际）

　　【作者简介】

　　马美信  1962年考入复旦中文系，1968年毕业分配至新疆，先后在奇台县委宣传部、新疆人民出版社任职。1978年考取复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赵景深、章培恒先生攻读元明清文学，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在古籍所工作，1998年调入复旦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著有《晚明文学新探》、《宋元戏曲史笺证》、《脂评本红楼梦校注》等多部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

　　今年正值复旦中文学科百年庆典,我从复旦中文系毕业也已整整五十年了，半个世纪的岁月将往事冲刷，只剩下一些记忆的碎片。回顾当年在中文系就学的日子，对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刻的是朱东润、赵景深和章培恒三位老师。

曾经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楼

　　一

　　1962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那一年15岁。刚进大学不久，系主任朱东润就在家中召见我，由班主任秦家琪老师陪同前往。朱先生不茍言笑，不怒自威的神情让学生都有些怕他，我这个新生见了他更是忐忑不安。朱先生见了我，随便问了些我的个人情况，然后说：“很多年没有招到像你这么年纪小的学生了。学文科，年纪小先天不足，缺乏社会阅历，对很多事情不容易理解。我曾考虑今年不录取你，又怕你今年考不上，明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最后是我和杨西光拍板，将你招进来的。”接着朱先生谈起明代张居正的故事。张居正十二岁考中秀才，有“少年秀才”之称。次年参加乡试，主考是湖广巡抚顾璘。顾璘见他年少，没有录取他，张居正为此愤愤不平。三年后，张居正再次参加乡试，顾璘录取了他，并亲自召见，赠送他一条玉带，张居正才体会到顾璘的苦心。朱先生接着问我家里经济条件怎样，我说还可以，朱先生说，如果经济条件许可，毕业了不要急着找工作，应该考研究生。朱先生的这句话我铭记在心，“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我便报考复旦中文系的研究生，从此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朱东润先生

　　朱先生与我谈话完毕，便与秦老师谈起系里的事情，因与我无关，说些什么记不得了。尚有印象的是朱先生主张中文系的老师要学外语，他说自己阅读英文书，每小时能看60页，与读中文书的速度差不多了。

　　毕业十年后，重新回到复旦读研究生，朱先生给我们上过课，还曾到他家参加过学术讨论，他的身板还是那么硬朗，说话声音还是那么宏亮，好像十年磨难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丝毫痕迹。后来我在复旦古籍所工作，与朱东润的孙女朱邦薇同一单位。那时我住第二宿舍，与第一宿舍对门，经常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去朱先生家玩。朱先生很喜欢小孩，孩子见到他也不害怕，缠着老爷爷要他写字。那时朱先生年近九十，在门上贴了张纸条，谢绝来客索字。朱先生为我破例，写了一张韩翃《寒食》条幅，还特地装裱好送给我。朱先生在聊天时，说起我们的职业是教师，因此要教好书，对得起这个饭碗。搞研究是自己的事情，要坚持不懈，如果每天写两千字，日积月累，也就很可观了。他还主动提出，愿意为我的著作写序，真是给足了面子。遗憾的是，我第一本著作《晚明文学新探》问世时，朱先生已驾鹤西去。

　　朱先生是传统文人，颇具儒家的家国情怀，他以撰写传记文学著称，选择的传主，如张居正、陆游、陈子龙、元好问，都是具有政治影响的人物。他的传记文学，以历史为借鉴，或弘扬民族正气，或宣扬儒家精神，或指示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都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正因为此，他对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表示不满。1981年5月，中文系在资料室召开第一届硕士生毕业典礼，朱先生在会上说：“有人说我的学生记性很好，但记性好不一定能做好学问。陈寅恪的记性够好，他的《柳如是别传》引用大量资料，我想把他引用的资料编成索引，也没有编成。但是花那么大精力，用上百万字为一个妓女作传，有什么意思呢？”陈寅恪的关门弟子蒋天枢先生听了这番话，坐不住了，他并未直接反驳朱先生对《柳如是别传》的批评，而是说：“我不像朱先生那样著作等身，我只是要求学生认真读书，打下扎实的基础，要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潜心学问，不要急功近利赶时髦。”蒋先生话说得婉转，但明显表示不满。朱先生又针锋相对地说了一些话，会议的气氛顿时变得很紧张。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章培恒赶紧转移话题，平息了这场纷争。

　　朱先生是恪守传统道德的文人，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并不迂腐，如他鼓励我读研究生，首先考虑经济条件是否许可。儒家主张甘于清贫，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即使贫病交加，也要耐得板凳十年冷，专心致志做学问。可是当一个人陷于生存绝境时，又怎能安下心来做学问？朱先生要我在教好书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似乎有个人主义的倾向，却是很实际的想法。坚持原则而能变通，是做人的一种境界。

　　二

　　大一下学期，章培恒老师给我们上第一段文学史。那时章先生还不到三十岁，瘦骨伶仃，容颜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章先生上课时，低头看着讲台，好像在照本宣科，实际上他从不按照教科书授课，也不用备课笔记，讲课的内容以及引用的资料，全装在脑子里，可见他记忆力超人。章先生讲课条理清楚，逻辑性很强，并时有新见，将他讲课内容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现成的论文。二年级时，章先生组织刘明今、徐祝庆和我写一篇关于屈原的论文，由一个人写初稿，章先生提出修改意见，另一人写第二稿，如此反复，三人各写一稿，最后由章先生定稿。文章投送《光明日报》，清样出来了，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没有发表。章先生又让我和徐祝庆写一篇评论南戏《荆钗记》的文章，1964年发表于《光明日报》。该文针对赵景深《论荆钗记的人民性》而发，强调《荆钗记》宣扬封建意识，并无进步性可言。为讨论修改文章，我几次去了章先生在凤阳路的住所。那是一幢老式房子，章先生住后厢房，房间不大，光线很暗。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没有什么家具，一个装二十四史的红木书柜占据了房间一半面积。这套二十四史是蒋天枢先生送给他的。章先生曾为蒋先生校阅书稿，蒋先生要将稿费分一部分给他，章先生认为弟子为老师做事是应该的，不肯收取报酬，于是蒋先生花二百多元买了一套二十四史送给他。

章培恒先生

　　大学本科毕业，我分配到新疆工作，与章先生保持着通讯联系。我利用业余时间读点中国古代史和古典文学，经常写信向章先生请教一些学术问题。有一次，我写信说正在看陈友琴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资料》，将陈友琴误写为陈寅恪，章先生回信说陈寅恪不会编这样的书，并建议我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我便报考了赵景深和章培恒联合招生的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

　　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赵先生负责小说、戏曲，章先生负责元明清诗文。章先生让我通读明清文集，他则重点讲解李贽和龚自珍的诗文，有时候为搞清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的意思，要琢磨推敲老半天。章先生严谨的学风，使我收益匪浅。

　　章先生除了授课，还指导我写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古代白话小说选》，请章先生写序言，章先生让我写初稿，经他修改后联名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也是我和章先生合作的成果。序言前半部分论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点，重点放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与通行的毛本《三国演义》的比较，是由我起草，经章先生修改。后半部分考证《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年代，则由章先生执笔而成。我还在章先生的指导下，写了《论龚自珍的启蒙思想》、《龚自珍佚札辨伪》等文章。通过撰写文章，提高了我的学术水平和写作能力，尤其是《辨伪》一文，章先生为我指示了考证的门径。

　　1982年，硕士毕业，接着报考赵景深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因为我的硕士论文是《晚明文学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比较》，博士论文就在此基础上扩展为《晚明文学研究》。虽然章先生不再给我上课，我依然经常向他求教与论文有关的问题，并去旁听他给本科生开设的《明代文学》课。章先生一如既往地悉心指导我的论文，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章先生本是中文系主任，在任期间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反响最大的是辞退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当时辞退三个教师的公函是章先生让我分别送到他们宿舍门房的。章先生锐意改革，使原有的矛盾更加激化，他提出的举措难以施行，于是辞去系主任的职务,创建了复旦古籍整理研究所。章先生吸取在中文系当系主任的经验教训，聘用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都是年轻人，且绝大多数是他的学生，于是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被留了下来。

　　起初，章先生采用家族式管理方法，他像家长一样关怀着每一个教师和工作人员，经常和年轻人一起吃饭喝酒，藉此联络感情，让大家齐心协力做好所里的工作。有一次，由章先生发起，在贾植芳先生家里举办十大名酒品尝会，章先生拿出珍藏多年的好酒，凑足了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汾酒等十大名酒，参加酒会的除了古籍所一批年轻人，还有贾植芳的学生陈思和、复旦分校的彭飞，总共十二三人。一个晚上，将十瓶酒全喝完，此后古籍所能喝酒在学校出了名。那时古籍所的气氛很融洽，但工作开展并不顺利。复旦古籍所承担《全明诗》的编纂工作，前期的准备工作是调查全国所藏明代诗文集的数量和版本，查阅明代碑传文，每个传主做一张卡片，内容包括姓名、籍贯、出生年月、简单的履历。这两件事情，工程十分浩大，且每天做卡片简单枯燥，很多人觉得这样机械性的工作对提高自己学术水平帮助不大，时间久了便产生厌烦情绪，工作效率也就不高。章先生觉得做事情光打感情牌不行，还是要有严格的制度和纪律。于是制定了工作量考核制度，规定每人每天要完成多少张卡片。他先自己做卡片，计算每小时能做多少张，然后按照每天八小时确定工作量。由于各种原因，《全明诗》的编纂工作进展缓慢，我1985年进所，到1996年调到中文系任教，《全明诗》只出了三册，最后不了了之。

　　章先生晚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主持編纂《全明诗》，结果半途而废，成了章先生最大的遗憾，另一件事是重写文学史，则取得很大成功。章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人性的发展为贯串线索，揭示文学的意义在表现人性的深度，人性的发展决定了文学演进的走向，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章先生为人讲原则，重情义，尤其注重培养和提携年轻人。巴蜀书社编一套《古代名著选译丛书》，章先生是主编，我承担《庄子选译》。由于出版社催稿很急，章先生夜以继日地审阅此书稿，并不因为时间紧迫而稍有马虎，每句每字都要精心推敲，对书稿作了大量的修订。三天后我取回稿件，看着章先生留在书稿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心中的感动难以言表。章先生对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是这样尽心尽力的。

　　三

　　在我的印象里，朱先生刚正，章先生严谨，赵先生则宽厚。

　　我是赵景深先生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也是他唯一的博士生。在三位先生中，我与赵先生相处最晚，认识却最早。1961年，我在长江中学读高二，学校请赵先生作演讲。赵先生在演讲中提到鲁迅做学问如何认真，他在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时，其中提到一座希腊雕像，鲁迅为了搞清这座雕像的名称和来历，查阅了许多资料。在赵先生的言谈中，充满了对鲁迅的崇敬。

赵景深先生

　　1978年，我成了赵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第一次去赵先生家，我满怀歉意地提起当年写过一篇论《荆钗记》的文章，是与先生唱反调的，赵先生大度地说：“学术上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希望将来学生能超过老师。”我在章先生指导下撰文批评赵先生，结果赵先生和章先生都成了我的导师，这是巧事，也算是缘分吧。

　　赵先生做学问，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他给我开设中国戏曲史课程，将数十年研究戏曲的心得重新梳理了一遍，打算藉此写一部《中国戏曲史》。凭赵先生的学识和声望，出一本戏曲史并非难事，但他考虑再三，觉得他对戏曲史的认识，虽然在不少地方有所发明，但没有系统性的突破，于是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与赵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他宽宏大度、谦逊质朴、助人为乐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叶德均是赵先生早年的学生，在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皆有成就，因为历史问题被发配到僻远的云南大学任教，1956年自杀身亡。叶德均去世后，赵景深、李平整理他的著作，结集为《戏曲小说丛考》，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出版，不知怎么得罪了一位研究戏曲史颇有成就的学者。此人是赵先生老友，患难时曾得到赵先生的帮助。有一天，赵先生突然收到他写的一篇文章，痛斥赵先生为自绝于人民的汉奸文人整理出版著作，是何居心，并在文章空白处写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几个大字，大有气势汹汹打上门来的架势。我们几个学生见此人如此嚣张，表示要写文章回击。赵先生劝阻我们，说随他去罢，不要扩大事态了。

　　1984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晚明文学研究》，赵先生认真地逐字逐句审阅了我的论文。1985年初，赵先生从楼梯上摔了一跤，引起脑溢血，半夜昏迷不醒，送进医院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从赵先生的日记得知，先生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审阅我的论文。

　　上述三位老师，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朱先生为我指明努力的方向，章先生领我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赵先生教我如何做人。三位老师有说不尽的话题，这篇短文，不是为三位先生作传，也无意对他们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作全面的介绍，只是记叙我亲身经历的一些琐事，以此纪念三位老师，纪念我从复旦中文系本科毕业五十周年。（马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