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与私德

说到李白和杜甫等历史人物的言行，对其评议，有人认为也有个“公德”和“私德”的问题。这就使问题稍稍复杂了一些。怎样区别二者并做统一观，大概在许多历史人物身上都是个难题。评说一些特别的人与事，不光是中华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力”，外国也同样如此。“公德”与“私德”之不兼容，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更显著的例子，如明末清初的钱谦益，从文字记录上看也是一个很有才华但操守大有问题的人。钱谦益很了不起，在诸如文学批评、诗歌创作等很多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个难以忽略的文化人物。国外的毕加索、海明威等人，都有好多事情可以谈，既有足以夸耀之处又有被人诟病之处。特别是雨果，莫洛亚写的《雨果传》是多么迷人的一本书，其中就写了雨果很多“私德”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能从大处着眼，给予足够的谅解。

一个大天才，他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在一个世界和系统里面。如果对其进行“解码”，我们也许会发现，任何一个生命体或其他物质实体，就像网络中的虚拟物象，全是由简单的几个数码组成的，这些数码在排列中只要错乱一个，全部就乱套了，这个“物象”也就没有了。那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物不可能只取其好，不取其坏，只取个人所喜欢的那一部分，舍掉个人不喜欢的部分。他的一切行迹似乎都是由一个整体生命所规定的，他必要沿着这个规定越走越远，不可以挽留，也不可以劝勉，不可以吸引也不可以改变。阅读这些人物的传记，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像李白与杜甫这两个人，就向着自己命运的轨迹一路走去了，谁也无法改变他们一丝一毫。

但我们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如何来看待他们的世界，评价这两个已经完成了生命的全过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在评判这些生命的时候，要有自己的理性、穿透力和觉悟力，以及我们对于道德层面和艺术复杂性之间纠缠难分的诸多关系的再认识，用我们的谅解和包容，更有期望的生命高度与之对接和对撞。拥有这种能力并且能够这样去做，对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可能只是一个幻想，一个奢望。实际上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很少，即便有也可能不被大众所理解。他们对那些杰出的生命看起来是苛刻的，实际上是平等的和理性的，是一种认识的深度。有人会疑问：后来者对那些天才人物怎么如此挑剔？其实更多的还是爱与理解，是远与近的交替打量，是两难的痛苦，是在这种观照下产生的自我愧疚，是感受人类共同的伤痛。在历史上的一些天才人物那里，优点和缺点会一起被放大。挑剔和否定是容易的，肯定也是容易的，但这种否定和肯定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生命框架中才好，应该有永恒性的观照，有这样的高度和判断力。这就必须摆脱小市民化的、庸俗用世的视角。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李白和杜甫，还有雨果、歌德、托尔斯泰等百科全书式的文化人物，对他们的接近和诠释正未有穷期。他们也许会伴随我们人类的历史一直走下去，难以消失，后人对他们的再认识也绝不会中断。已有的结论将被重新打量，还有一些结论将被深化或改写。

但说到最终，“公德”和“私德”这种划分方法是很有问题的，这或许会将“道德”变成一个伪命题，将思维导入误区。“德”只有一种，不分“公”“私”地完整寄存于活生生的生命当中，不可能被劈成两半。一个人如果将自己划出“公德”和“私德”去分别对待，那只能造就出一个伪君子。作为公众，对他人这样区别评判也不尽合理，因为所谓“公德”毫无疑问是在大众监督范畴之内的，而所谓“私德”即一个人和与生俱来的良知或道德律之间的关系。

《圣经》中讲到有人抓来一个淫妇到耶稣面前，要众人拿石头打她，以此来试探耶稣的态度，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她。”结果没人敢抓起石头。这里并不是说违背了诫律可以不受惩罚，而是说解决罪恶的方式不是让一群有罪的人去审判另一些有罪的人。人人有罪，怎么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审判他人？我们常说的“良心的谴责”，其实就包含在这个意思里面。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伟大，不在于他们行为上的所谓“公德”或“私德”如何，而在于他们来自灵魂最深处的罪恶感和忏悔心，在于他们终生都在寻求真正的救赎之路——无限地朝向那个绝对真理的靶心校正自己的生命偏差，救赎自己的灵魂——这才是真正的道德。（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