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传奇：小白的不同侧面

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上海作家小白以中篇小说《封锁》摘得该奖。本刊邀请小白好友、作家、翻译家黄昱宁和本报文化记者徐佳和，一起说说她们眼中的小白。

“爆炸”出来的故事

《封锁》起初并不叫“封锁”。我在手机上看到它的雏形时，那只是一个三千字的故事梗概。那个晚上还在春节里，烟花弹在窗外不时掠过，我的眼前一阵亮一阵暗——故事就摇晃在明暗之间。遥远的年代，紧张到几乎要绷断的人物关系。顺着故事的藤爬上去，结构越来越惊险，作者不惜把自己逼到墙角。

然后是爆炸。爆炸发生在字面意义上，也发生在象征意义上。故事的结尾被炸得豁然开朗。作者小白从墙角走出来，毫发无伤。我拿着手机的手居然有点发抖。无论线条看起来多么粗略，我也能辨认出一个好故事的轮廓和气味。我没法不激动。

但是小白不激动，至少是装作不激动。“你问这机关是怎么想出来的？”他在微信上轻描淡写地说，“查资料，画图，使劲想。三天。”

他画的是一个藏在热水瓶里的爆破装置的剖面图，他查的资料是让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理论基础和生活依据。不过，没人能搞明白小白的“使劲想”究竟是什么状态。我们远远地看，他要么是在干一大堆跟写作没什么关系的事，要么是在你以为他要封笔改行的时候突然拿出一个能震住你的故事。我们无从揣度，他“使劲想”的过程有多使劲。

知识背景“深不见底”

大约是从2006年开始，我跟很多《万象》杂志的老读者一样，第一次看到了小白的文章——看他在希腊古瓮、庞培遗址或者欧洲画廊里勾勒人类社会的欲望地图。题目之险峻，角度之刁钻，行文之自由，知识背景之深不见底，都让我吃惊。没有习气，没有谱系，是悬崖上的奇花异草。作为已经替《万象》写了六年的作者，我以为可以抄个近道，于是抓起电话跟掌门陆灏打听。陆灏笑而不语，说秘密武器怎可轻易交底。

好在互联网四通八达。某天，跟我同样好奇的管风琴给我发来攻略，在MSN上抓住小白的真身。网上的小白很能聊，天文地理，仕途经济，提香油画上贵妇膝头的瘀青，某个海上小岛的史前社会，他抓住任何线头都是一篇新鲜的杂文——这些灵光，别人早已换了十几篇稿费，他却随意挥霍。陆灏是第一个怂恿他捡回一点碎片拼出一团锦绣的人，我想当第二个。

那时，除了当图书编辑以外，我在尚未停刊的《译文》杂志也还兼着副主编的衔。我约小白的文章，他一口答应，爽快交稿，只是在关掉MSN窗口前顺口说一句：“明天我去南京动个手术，可能十几天上不了网。稿子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就顺手改吧。”

我以为只是割个阑尾清个结石那样的手术，后来才慢慢知道，那是要在脊柱上动刀，属于外科大手术。好久以后，在饭桌上，又是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小白提起手术前住院检查，身边那张床就躺着一个因为同样的手术失败、只能瘫痪卧床的病人。

“你猜我接下来干了件什么事儿？我把南京城最好吃的馆子撸了一遍。一个人啃一盘烤羊背。以后有没有机会吃，不好说。”

正是从那时起，关于他的更为丰富的细节，才慢慢涌现出来。一个人不可能仅仅是神奇的百科知识搜索引擎或者文字的魔术师，他也有病痛，有历史，有若隐若现的坎坷，有丰富的日常生活。他不刻意掩藏，只是不习惯抒情——直到现在，你如果逼着小白上台朗读一段他自己的作品，他也会浑身不自在，把本来该读重的地方一律读轻。他身上似乎总有一种反高潮倾向：站在聚光灯下，他很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自己，有点陌生。

不习惯被“聚光”

这几天，他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个关于爆炸的故事梗概扩充成六万字的中篇小说。《封锁》拿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我问他得奖了有什么不一样，他说：“能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这两天手机电要充足，多接两个电话而已。”

其实这对他已经算个不小的变化。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几乎都有过一连几天联系不到他的经历。他偶或闹过记错时间的乌龙，但大体靠谱，会及时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但在此之前，他的散漫作风会让人惴惴不安，一路嘀咕到终点。你着急的时候，他很可能把手机设个静音扔进抽屉里，然后关上抽屉，在电脑上看最新的美剧或者一帧一帧拉《第三个人》那样的老片子。

鲁奖评委会对《封锁》的说法是“在小说叙事艺术上作出可贵的探索”。只要事关“叙事艺术”，散漫的小白就收敛了散漫，有时近乎偏执。你要是感叹一句“生活比小说更精彩”，他会认认真真地跟你讲道理，从古时候大槐树底下的说书人讲起，他会告诉你小说的责任不是记录，而是发明：“我们在虚构中发明事件和改造世界，可以比在现实中操作具有更高自由度。”听不懂也没关系，小白会自顾自地说下去，跟你讲小说里的视角是怎么悄悄地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文模糊的时态是如何阻碍叙事者进入状态——而你又该怎样抵抗它。我学着写小说，拿给他看，常常撞个灰头土脸。“这是人物小传”，他说，“不是小说。小说写事件，你不能停着不动，你得冒险。”

跟这样一个朋友交往，时时幸运，也常常气馁。翻译和写作中碰上需要查找材料、解决疑难的，让他来帮忙，他不会吝惜时间成本。我翻译麦克尤恩的《甜牙》时就从他那里批发了不少只有熟谙间谍史的人才可能掌握的知识。反过来，想让他放低标准，和个稀泥什么的，也很难做到。

写给上海的情书

迄今为止，小白所有的虚构作品，都与上海有关。

如果用那句滥俗的话，说这些小说是写给上海的情书，那小白一定要跳起来反对——所有肉麻的词汇都不在他的词典上。但是你在《租界》里读八十年前的上海，在《封锁》里读七十年前的上海，在《局点》和《特工徐向壁》里读二十年前的上海，都会读出让汗毛悚然一竖的现场感。无论如何，一个有本事把你直接带进现场的人，除了揣着丰富的阅历，也必然揣着深沉的情感。

属于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约是上海八十年代的上海中心城区。那时候街没有现在这样宽，马路这边说话的时候，对面能听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像他这样的中学生不用上那么多补习班，每个周末可以从老西门的省版书店逛到南京东路书店的二楼夹层。那时候，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张爱玲的《沉香屑》都藏在书桌里，老师看见也装没看见。那时候，少年小白往《萌芽》投稿，拿捏着沈从文的口气写灰暗的犯罪故事（看不到原稿，我只好想象那是上海版的《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收到手写的客气的退稿信。

再往后的人生，细碎，多样，拼不成统一的整体，笼统说是跟随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载沉载浮。成为一个小说家终究是有好处的：所有过往的经历——校园、职场甚至病床——都不是虚掷时光。知识体系的庞杂，经历的跌宕，对世俗的执迷，渗透在他小说的细节里。

所以，前一分钟还沉浸在虚构世界里的小白，放下键盘，就能切换状态。他不抗拒日常生活，家里养一只狗和一只猫，不知道用什么神秘的方法教会它们和平相处。他像一个典型的上海男人那样善于且喜欢下厨，甚至为了煮一锅理想的鸭蛋面添置了天晓得会用几次的轧面机。“在美食问题上，”他说，“我是原教旨主义者。”我在微信上讨他的原教旨菜谱，发现要诀总是铁锅和猛火，糖醋小排要倒半瓶醋，蛋炒饭要撒半斤葱。我照着做，好吃是好吃的，但比起在陈村家宴里小白亲自掌勺的那些菜色，总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在陈村家的灶台边，我看到专注地在蒸好的鳜鱼上刺啦啦浇一层热油的小白，突然明白《封锁》里的鲍天啸何以在命悬一线时仍然惦记着松鹤楼的虾油拌面和美琪大戏院门口卖的包子。日常生活与历史传奇在小说中同步进行，互为注解——这是《封锁》和上海这座城市的最迷人之处，也倒映着同一个小白的不同侧面。（黄昱宁）

记者印象：戴三副眼镜的作家

作家小白给人的年龄感非常模糊，他背着双肩包，剃了鬓角极短的新发型，可以是60后，也可以是70后，甚至可以是80后。他随身带着风格迥异的三副眼镜，分装在三个眼镜盒里，分别用于近、中、远三种观察距离，看过的书、聊过的人，会以各自的方式印在他的眼底和心中，深深浅浅。

连小白这个名字，都是被编辑《万象》的陆灏从小白、老黑、阿黄三个选择里随意挑中的，没想到这个名字后来使用起来如此顺手。

都说小白有严谨的考据癖，但小白戴着近距离专用眼镜读书时，从不做笔记与卡片，乱读一气，大量的阅读带来的积累，形成了一种默会，如果不忘记，在进入写作的场域时，记忆自然就调动起来。

许多人，小白遇见过，闲聊过，戴着中距离专用眼镜观察过，他们在他的脑海中留影。与读书不同的是，那些人在故事中遗留下的逻辑和情节的空洞，小白运用想象渐渐填满，延伸。小白说，他的小说、剧本人物，构造之初一定得有原型，提笔之时，连名字都得是真实的，直到最后发表，再用另一个名字替代。

小说是另一种现实。真假之间的界限，他用三副眼镜看得清清楚楚。（徐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