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浦东史诗（3）

　　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到综合配套改革，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到攻坚破冰的“试验田”……浦东的每一次突破，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足迹。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创作的《浦东史诗》，首次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全景展示浦东开发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时代画卷。这里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03．熟悉城市的变化

　　1980年初，接中央命令后，汪道涵从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岗位，来到上海任职。不久后的一日傍晚，汪道涵独自来到外滩，伫立于外滩水泥防洪护栏前，凝视着滚滚东流的黄浦江和并不那么热闹的南京路，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座城市他是熟悉的，从中学到大学，他曾在这“东方巴黎”度过近十年，领教过“十里洋场”的风风雨雨。之后又经过十年战场洗礼，当他再度回到上海时，已成为新中国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任工业部部长。那时的“英俊小生”汪道涵，风华正茂，面对刚刚从旧世界的另一个阶级手中抢回来的上海，在国家和公有经济尚没有建立时，他曾激情而骄傲地列数一串数据：“华东的私营电器工业，集中在上海一个地方，其他各省市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上海市的电工业器材同业公会现有三百三十五个会员厂，职工共计一万人，完全私营厂的职工约为八千人……华东公营电器厂，在上海有三个厂，在南京有四个厂，在山东有一个厂，共计八厂。公私合营的，上海山东各有一厂，十个厂共有职工三千九百三十人。全部外资（美资）经营的，上海有两家，中外合股的有一家……”

　　今天我们听这样的数字似乎不会有什么特别感觉，但在近七十年前的新中国刚建立时，这样的工业数据是令人骄傲的。作为掌管这一领域工作的“工业部长”，38岁的年轻“汪部长”，自然比一般人更自豪。

　　两年后，这位“英俊小生”部长被中央一纸调令调到了北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一去便在北方待了近三十年。30年后的1980年，当年的“英俊小生”再回到上海任市长时，已是65岁的老者了。可上海人似乎更加喜欢这样的“汪市长”，大家私底下都认为“我们的市长像位教授”。

　　教授，教人知识的智慧者。这符合汪道涵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溢出的那种气质、学养、风度与为人——用汪自己的话说，便是“善者”的他。然而，城市管理并非是教授的讲台，也非僧人静居的庙宇，尤其是大上海，仅6340平方公里面积上，却拥挤着上千万人口，人们要在这里工作、生活，还要繁衍子孙后代、养老送终等等。38岁到65年之间相隔了整27年，汪道涵的官职只从“副省部级”升迁到了“正省部级”，但他所熟悉和热爱的上海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变化中，好的令人振奋和鼓舞，是“想不到的”；但变化中还有另一方面是不好的，那不好的一面也是汪道涵“想不到的”，甚至比好的方面“还吃惊和要命”！

　　1980年10月3日，许多上海市民手中捏着当天的《解放日报》，读着读着就“炸”了。原来当天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的文章，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沈峻坡。该文首先列出了上海的“十个全国第一”和 “五大项倒数第一”，然后，对形成这种“畸形状态”的几种具体表现进行了剖析，认为存在“重生产，轻消费”“重挖潜，轻改造”“重速度，轻效果”“重积累，轻补偿”等问题。

　　在一些人眼里这篇文章是在“骂上海”，也就等于是在“骂市领导”。即将成为市长的汪道涵看到这样的文章会有怎样的表情？有朋友告诉我，汪道涵断不会那么敏感和气愤。为什么？因为汪市长天天都要感受文章中所说的“五个倒数第一”，而现实生活中的上海，其实远比数据里的上海更严酷更令人感叹。“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汪道涵说。

　　上海的百姓也在报纸上听到了“教授市长”这么说——

　　“到上海我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问题和市政建设的关系问题。是抓生产，把市政摆在第二位好呢，还是从市政来研究怎么支持、保证和保护生产的发展呢？”

　　“以前我们的纺织工业四班三运转，天天、年年忙不过来，百分百的负荷。现在开工不足，因为棉花原料供应不足，被其他地方抢走了！”

　　“上海人喜欢吃时令菜。一段时间菜也供应不足了，我们赶紧想法告爷爷求奶奶，与周边兄弟省协商调剂。人家帮忙，四面八方把菜运来了，但又一下出现了满街‘时令菜’。太多了，吃不掉，就送到了黄浦江里去了。这一搞，周边的兄弟省不干了，他们说卖到你上海，不仅价格低，你们还嘴刁，干嘛非要给你上海啊，我们卖给广东去！这好，等下一季，全上海的菜价又猛涨。”

　　“苏州河的情况同志们都知道了，黄浦江每年都有几个月气味是不大好闻的。我们吃水是吃黄浦江的，黄浦江又是我们的下水道。光每天的马桶就有八十多万只……”

　　“火车站每天大约五万一千人到上海来，其中有一万人是跑单帮的。你能不能禁止他，不让他跑？禁止不了，禁止不了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火车站有多乱！”

　　“我们讲人才，爱护人才。可有些知识分子到现在还住在面积仅六平方米的房子里，书都打不开！”

　　上面这些话是汪道涵在1980年10月11日城市财政研究会上讲的，可见“善者”对沈峻坡的许多观点是有同感的。作为市长，汪道涵自然远比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城市知情得多，切肤感受也会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