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恋恋报摊

家附近的报摊消失快两年了，原址在造新的地铁，每次经过那儿都有说不出的伤感失落。作为一个不甘寂寞的老媒体人，我成天上网玩手机；大概没几个人像我这样，知道微信朋友圈每天最多发四百条，超过了就会被关二十四小时“禁闭”，因为我被罚过多次。但我还是离不开报纸，每天要看一堆报纸，每到一个地方定找当地主要报纸浏览一通。

其实，翻报纸寻找有用信息要比上网快得多，不会一条条打开后才知道是不是废话。而且从排版、标题、配图都看得出编辑同行的想法，不像网上小编常喜欢惊世骇俗。还有，我每天做电视、电台新闻评论，翻报纸时看到需要的资料随手撕下剪下、圈圈画画，比上网看手机方便许多。

几十年同报纸打交道，也就对报摊有了特殊感情。每次换一个地方居住，最先认识的邻居应该就是附近的报摊主，每天一大早去光顾，很快成了熟人。我在北京清华园住了九年，西南小区门外朝南五十米有个报摊，由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打理。没几天她就知道我要哪几份报刊，晚去了或外出几天都会给我留着。后来还会给我妻子带点郊区的新鲜蔬菜，她们也成为了朋友，常常谈论北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她还织了一件毛衣送我们。

同报摊主人聊天，可以获得报刊行业的第一手真实“情报”，胜过看什么专家的调查分析。哪一家最近卖火了，哪一家越来越不行要关门了；科技白领常看什么杂志，农民工最多买什么报纸；女学生喜欢什么，小学生喜欢什么……他们都了然于胸，并按此布置摊面，不断调整，把最热门的报刊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一天去买报，她突然神神秘秘地告诉我，某份财经杂志早上刚到，就有人来全部买走，接着又去附近其他报摊如此“搜购”。她觉得里面一定有名堂，特意为我扣下一本。那本杂志我保留至今，因为封面故事涉及的大买卖影响深远。

这些年平面媒体受到互联网冲击，同样反映在报摊经营上。卖得出去的报刊数量一年年减少，销售总额更是萎缩。要撑下去只有增加卖饮料、电话卡，还有就是多卖童书、游戏书，吸引上学放学都会走过的北大附小、清华附小学生。一到放假，生意就十分清淡，尤其是隆冬腊月北京滴水成冰，天又黑得早，她和读小学的女儿只能躲在摊位里面，开着小小的取暖器。我一直提醒她小心别着火，四周全是纸哪！

时间久了，谈的事情也多了，知道她从江苏扬州那儿来，离了婚。女儿大了，要回老家读中学，是她最担心的事情，常问我怎么办才好，到底该陪女儿一起回家，还是留在北京守着这个报摊。一天她喜滋滋地告诉我要回老家结婚了，不会再来北京。接手报摊的是位小伙子，不怎么上心，常常看不到人。最近北京的媒体朋友说清华大学里面已没有一家书报亭，不知西南小区门外的这家是否还活着。

我熟悉的北京另一家报摊在东四环大望桥附近，上海文广驻京办的大楼旁边。我每年三月都要为东方卫视做两会现场评论，那半个月就住到那儿。摊主是对三十出头的小夫妻，好像来自河南，也有个在北京读书的女儿。每次见到我都打招呼：“您又来了，两会要开了？”

后来有一次，我问：“孩子读书怎样啦？”听到的是一声叹息。“回老家上中学了，只能那样，不然跟不上课程考不上大学。”来北京打工的家庭，孩子都是这个命吧。他们自己呢？“原来租借的地方不让住了，只能搬得更远，也不知明年还让不让在这儿卖报。”

经常去别的国家兜兜转转，看到人家国际大都会的报摊报亭，难免心生羡慕嫉妒恨。但反过来想想，也许咱们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就像手机支付那样。（曹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