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最贵在情真

三年前，接手《上海文学》散文栏目时，我还是一个刚入道的新手编辑。散文栏目，历来名家济济。许多当年在教科书上初识的名字，如今又在作家通讯录中重逢。可想而知，我那时内心的喜悦与波澜。

记得第一次给肖复兴老师写信时，我在信中提到《那片绿绿的爬山虎》，是我小时候从语文课本中读到的散文名篇，当年十分喜爱，反复朗读，以至能够背诵的程度。那片落日黄昏中绿如湖水的爬山虎，曾是我读过的最美意象。邮件发送之后，我又有点后悔。这口气太像“粉丝”，没有编辑的范儿。肖老师会不会认为我不够专业？没想到肖老师随后发来了十几篇新写的文章，请我从中挑选，并表示相信我的品位和眼光。“老院旧雨”专栏就此诞生了。它以富有温度的文字，记录了“文革”劫难中的冷暖人情和历史浩劫亦无法泯灭的人性光辉。我也第一次在与名家的交往中，感受到大作家的平易、朴实，钦佩于他们在千帆阅尽之后，仍葆有心中的净土。

编辑散文专栏，使我得以与各种作者交往，借由文字走近他们的人生。最令我感佩的，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的老作家。他们有的不会电脑打字，仍一笔一划，在信纸上工整认真地写下历历往事；有的被疾病缠磨，仍日日夜夜，春蚕吐丝般，用文字倾述一生。老作家王维玲，是我联系的作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他曾是青年出版社的老编辑，与柳青、杨益言、刘白羽等众多影响过当代中国文学版图的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年届九旬的他，被肺疾缠身。每次与他通话，话筒里总会不时传来他的咳嗽声。尽管如此，他仍坚持日日写作。他不会打字，每一篇文章，都先手写在信纸上，再由女儿整理录入电脑。他女儿告诉我，“父亲以写作对抗病魔。他在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把更多的生命记忆记载留存下来。”

当然，三年中，更多的是点点滴滴的平凡，更多的是日常编辑中的琐细。时常为了文中的一个表达、一个名字、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张照片，反复与作家沟通求证。印象最深的，是在编辑“诺日朗因缘”专栏时，杨炼老师远在海外，我们俩之间隔着千山万水，也隔着恼人的时差：他还未醒来，我已熬不住深夜汹汹袭来的困意；我清晨醒来，划开手机，叮叮咚咚的消息提醒音，经久不息，再一看，他已经发来了好多条问询的微信。于是，后来干脆设定闹铃，在凌晨三点，起来看一遍手机，没有新消息，再放心睡个回笼觉，一有消息，赶紧揉醒迷蒙惺忪的睡眼，对着黑暗中刺眼的荧光屏，开始与他的对话。这样的日子，倒也苦中有乐。专栏完结后，我仍时不时想起那段“月黑风高夜，谈文论道时”的特别经历。我坚信，正是平凡的一点一滴，琐细的一字一句，构筑起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信任，凝聚成作家与刊物之间的情谊。对细节的执著，换来了作家的放心。

梁鸿鹰老师在给我们稿子时，在信中说，“辛苦了，欢迎修改，也不必征求我的意见，我相信你们”。陈丹晨老师对于文字十分认真、细致，每寄一稿，总会反复推敲字句，通常要修改到第三稿，才最终确定。在一来一往的文字“拉锯战”后，丹晨老师对我终于放心多了。“钱寓琐闻”专栏编辑过程中，他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由你酌定吧，我都尊重你的决定。”

我珍惜这份信任，也感念与每一位作家交往的点滴。我想，在新媒体爆发的时代，传统文学刊物仍能葆有不消退的生命力，大概是因为它仍带有传统的温度吧。一字一句，一点一滴，皆注满了作家和编辑对文字的热忱和对彼此的暖意。（袁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