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父三十载

　　记不清是大二还是大三，我选修邓乔彬老师的诗画理论课，记满了一个笔记本，本子至今犹存，而先生课堂上的音容亦宛如昨日亲炙。不过，我与邓师真正的缘分是从本科教学实习开始的。当时，邓师作为赴曹杨中学实习小组的带队老师，把我这个小组长叫到了家里，耳提面命之余，还常留饭叙家常。我实习的班级里有个孩子是徐中玉先生的外孙，但唤徐先生为“爷爷”，我有些大惊小怪，邓师则微微一笑，将古今称谓、职官等常识一一叙来，竟不知不觉将饭桌当成了讲台……

　　从此，邓老师的家，无论上海还是广州，无论我是在读还是毕业了，都随时对我敞开着大门。老师的《吴梅研究》出版后，竟让才研一的我写书评，还帮我发表了——那是我最初正式发表的两篇书评之一。小丫头我何其有幸，竟得邓师视如己出——如入室弟子一般悉心教诲，更如亲生一样好生看待——家母与老师同庚，老师总说：“如果我有孩子，就应该和你一般大。”于是，受了邓师莫大鼓励的我在自己踏上讲台后，养成了带学生写书评、帮学生发书评、自己的新书出版后请学生写书评的习惯。一晃，倏忽已近三十载矣。

　　我毕业离开华东师大后，邓老师的专著一本接一本地出版，首先就是把诗画选修课的精彩讲稿变成了更精彩的《有声画与无声诗》。我不仅经常收到老师的签名题赠，遇到难题时，在随时可以打电话或写信求助的师长中，邓老师也总是位列“第一梯队”的，而且常常寥寥数语就能为我解惑。当然，老师的方言“绝技”也常令我舌挢不下——我曾尝试着跟老师学过一段扬州顺口溜，怎么也学不像，就更不必说学粤语以了解很有兴趣而又实在听不懂的粤剧了——这个念头在老师调到广州以后，又冒了一次泡，但自知愚鲁至极，便旋即自生自灭了。

　　有一年，我收到广州某校的会议邀请函，因邓老师已调往暨南大学，就毫不犹豫地去了。会议结束后，老师让我到家里住几天，还说，学科的老师们要开会，让我顺便参与。我讶异地问，我不是暨大的教师，可以吗？老师答曰有何不可。可是，我与闺蜜出去参观博物馆和逛上下九，逛得太久，竟错过了会议时间。事后想来真是蠢呀，老师时时想着提携教导我，可我却不知孰轻孰重，把街逛得个不亦乐乎，竟失去了一次极好的学术旁听的机会。而且，临回杭才发现东西太多了实在拿不了，于是就把新买的一个带轮子的旅行袋撂下了。后来，老师拿它出差用——那是红色的，老师却浑不在意，如有人问起，就答曰是郭梅落下的，不用就浪费了。

　　随着邓师年事渐高，偶尔也会有不再赶书稿之类的感慨，或曰南国潮湿，头发不如以前浓密了。可老师毕竟是体育健儿，林妹妹似的我从未想过课堂上声如洪钟的老师有朝一日也会得病且是终将不起之大病——家母缠绵病榻多年，但每次都有惊无险，于是我总拿“过来人”的口气跟老师说，我妈妈已安全渡过术后五年大关，“带病延年”“与疾病和平共处”，早就是我家的口头禅了，没事的，您一定会没事的！——这话，平时说，节假日更说，其中，一半是安慰老师和自我安慰，一半，至少一半，是我真的真的觉得老师一定能好好的！可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邓老师，我多么盼望您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呀，比如，带着师兄师弟们到杭州来，我还让我的学生安排一下，师生三代再一起谈笑一起玩，可好？比如，在当年曹杨中学的初一课堂上，您先一一听了其他同学的课，却一直没听我的，我以为您“放”过我了。可是，最后一节实习课，我刚刚踏上讲台，便见您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的最后面……

　　邓老师，在您面前，我永远是实习生，您，永远不要“放”过我，可好？！（郭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