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出过一辑的《木刻》画集

1949年4月26日，上海波涛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木刻》画集。编辑这本画集的，是我的父亲余白墅。

我父亲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也是当时著名的版画家。他文质彬彬，内心却非常强大。1949年初，上海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一片白色恐怖，大量进步书刊被查禁没收，报纸刊物常开“天窗”。国民党特务频频出动，地下党和进步人士随时都会遭遇不测。就是在这样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我父亲不惧艰险，编辑出版了这一辑《木刻》画集。

余白墅《晚归》21.4×28.6cm 1942年

父亲说，当时他每天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得知解放军渡江南下，非常激动，就想干一番事业来迎接上海解放。那时他不到三十岁，满腔热血，没顾及很多。因为当时反动政府对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父亲就决定针对性地出一本木刻画集。很多年后，父亲曾把那本已经发黄的《木刻》集，拿出来给我看。只见彩色封面上是一对青年男女，女的绿裳红鞋敲着锣，男的红衣绿靴打着腰鼓，载歌载舞，似在迎接将要来临的喜庆日子。那时的进步书刊，都用低调的封面来掩饰进步的内容，父亲为什么要选用内容这么进步、色彩这么显眼的画面作封面呢？父亲说，我就是要挑选这样的画面作封面，我不怕！

黄永玉《一把芝麻撒上天》（“十姊妹”插图，1948年）

后来，我经常小心地翻阅这本《木刻》画集。画集为十六开本，刊登了十五位作者的十九幅作品。封面采用了章西崖创作的《可庆的日子》，扉页则是黄永玉的装饰木刻《一把芝麻撒上天》。首页是赵延年的《迎》，描绘老人孩子奔走欢呼的内容，象征渴望解放。陈烟桥的《作家》，刻画了鲁迅先生指引青年奋斗前进的精神面貌；郑野夫的《他们“飞走了”》，画出了官僚显贵们狼狈逃窜的丑态。邵克萍的《庄严和荒淫》，则记录了旧上海一景：一边是勤劳的工人在劳作，一边是美国水兵拥抱吉普女郎的丑态。杨可扬的《垮台日子》，预告了蒋家王朝末日的来临；而徐甫堡的作品则是揭示五口之家盼来抗战胜利后的《失望与愤怒》。珂田的《垂亡》，控诉了接收大员五子登科、发胜利财、投机倒把，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贫病交迫的罪状。我父亲余白墅的《涸》，描绘了一位母亲因缺乏营养没有奶水，怀中婴儿饿得大哭大号的惨状。李志耕的《推代表去讲》，刻画了工人们向资本家争取合理待遇的斗争画面。此外还有戎戈的《风》，麦秆的《寡妇孤儿》，张一山的《檐下》和丁正献的《行列》等。《木刻》画集的每幅作品都针砭当时社会，它就像上海黎明前夕黑暗中闪烁的星星火花。

父亲曾告诉我，这本《木刻》，从策划、编辑、校对到付印，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为了及早出版《木刻》画集，他不停地在上海及附近的江浙一带寻找画家，征求作品。为了木刻原版能直接上机印刷，他还将木板刨成一块块统一的尺寸，分发给作者。另外为了寻找可靠的出版社与印刷厂，他东奔西走忙乎了许多日子。稿子集齐后，他立马编辑发稿，送至印刷厂。随后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扑在印刷厂里校对，直至画集出版。

我问过父亲，解放前夕曾有特务到我们家里搜查，是否和《木刻》有关系？父亲说是的，《木刻》画集一出版，不到半个月就一销而光。印数原定为三千册，实际印了四千五百册。因为这本《木刻》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有一天，好几个特务到我们家，翻箱倒柜地搜查。幸亏这天父亲去了我爷爷家，未被抓走。此后，我父亲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上海解放后，父亲和他的画家朋友们根据军管会的安排，分别到报社、出版社去工作，投入了新上海文化事业的建设。原来准备出季刊的《木刻》，也没有再出。所以它是解放前的第一本《木刻》画集，也是最后一本《木刻》画集。（余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