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丹：我的南翔

　　提到南翔，人们首先会想起小笼包和古猗园。对我来说，这是家人的牵挂。

　　我生在南翔，在南翔读完小学和中学。后来读大学去上海市区，并工作成家，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一人住在南翔，所以经常会回老家看看。

　　小时候的家是靠河临街的一间平房。门开向街面，另一面靠河，以石条砌成的岸做墙基，晚上睡着时，有时候过往的船只不小心撞到河岸的墙基，整个屋子都在震动，会把人从梦中震醒。有次发大水，河水涨得齐岸高，家里是木地板，看着地板缝隙下有水在晃动，感觉老屋是在水里漂着的。

　　当时，没有单独的灶间，取水设备是公用的。几十户人家，合用街边一个自来水龙头，为了避免上班高峰前拥挤，父亲会在天不亮就起身，把炉子提到屋外河边点着，等浓烟在河边慢慢散去，火开始旺起来后，再把炉子提进屋来烧水煮粥。又打来一桶桶的饮用水，存放到大缸里。一切妥妥后，他会开灯看书、看报或者写稿子。

　　家里就一大间，中间用帘子隔开，里面是床，外面是炉子、饭桌等。父亲在灯下看书写稿，灯光依稀从帘子透进来，我和姐姐都醒了，我们就起身围着桌子，和父亲一起看书或者做习题。桌子靠墙占去一边，剩下三边，留给我们三人各一边。一盏八支光的金属外壳的日光灯从屋顶吊下来，因为光线弱，所以吊得很低，灯头似乎贴到了我们头顶。真有一两次，父亲看书太专注，忘记了炉子上沸腾的粥，突然想到而急急忙忙站起时，头撞得日光灯乱晃，我们三人不由得都笑了起来。这灯用了许多年，换过几次灯管，父亲去世后，我们搬家时还没坏，到新家还在储藏室放了一些年。

　　白天上学，我比较顽皮。那种顽皮，是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比如老师上课引毛主席的话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不知老师是普通话不准，还是记忆不准确，把“枪杆子”说成“枪管子”，我举手说，老师说错了，应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管子”里面只能出子弹。老师勃然大怒，说我老是鸡蛋里挑骨头。当时我读怀少小学，就在家对面，老师隔三差五来我家告状，不过是下班回家顺道一拐的事。被告状后，总要受母亲的责罚，后来我发了急，有一次她押着我去家里时，我就问老师，你是上娘家吗？干嘛来这么勤？老师一怒之下，扔下我自己走了。许多年后，我在街上碰到已经退休了的她，对我拍着肩，还大呼小叫，说当初把她气得够呛。现在，怀少小学的旧校址已拆得没有了踪影，教我的老师们还健在吗？一切还好吗？

　　晚上的小镇，主要的娱乐活动是看电视。小时候家里经济困难，买不起电视机。不过邻居钱老师家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也曾热情邀请邻居小孩去看。结果一到晚上，我情绪就激动起来，总是犹豫着该不该去他家看。他家在二楼，我不止一次偷偷溜到他家楼下，静静地听楼上是否有电视节目的声音。如果有，我就稍稍等一会，怕他开电视机，只是随便看看有没有值得看的节目。如果他并不想看，我上楼进他家，岂不是很尴尬？我知道我是蹭看的，况且又是小孩子，不会在他们不看的时候，特意招待我。但他们大概工作比较忙，晚上电视节目看得并不多。于是，有时候，碰到自认为特别好的电视节目时，却在他家楼下没有听到任何放电视的动静，就暗暗地抱怨，他们不看电视，买电视机干嘛？有次想看一个故事片，实在没忍住，进了他家，他笑着说，你在这边看吧，我们在里间看书，你看完自己回家，不要太晚，明天还得上课。我独自一人，怀着忐忑之心把故事片看完，周边人家似乎都睡了，我从木扶梯下楼，轻手轻脚，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这事说给母亲听，被她埋怨了小半天。钱老师后来搬了家，老宅也早已拆除。但不时有钱老师的消息传来，听说今年已是九十高寿了。

　　提到南翔，人们首先会想起小笼包和古猗园。我其实不怎么爱吃小笼包，而古猗园呢，小时候晨练，已经去了无数回。后来在上海市区成家，回南翔看母亲，既不会吃小笼包，也少去逛古猗园。但国外的姐姐每次回来，似乎都会去一下古猗园，也会尝尝小笼包。

　　2016年10月，母亲去世前的某一天，她在床头突然跟我说，“如果我不在了，你也不会再来南翔了吧？”我说不会，我还是会回家看看的。母亲叹口气说，“家里没人了，回来做啥？”虽是叹着气，但她暗淡的脸上，还是隐约浮现了一丝笑影。（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