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年货

　　计划经济时，年货凭票供应，备好年货才能过好年。改革开放后，敞开供应随便买，上海人不像过去那样备年货了。

　　四十多年前。记不清从哪天起，上海人就开始备年货了。有的起步夏天，如瓜子。虽过年配给炒货中有，但量不能满足，于是，不少上海人就把吃西瓜的籽洗净晒干，过年开炒；藏平湖瓜开封瓜籽，解放瓜籽小不收。

　　一年之计在年货。能买到的立马买，要托人的快通路子，该收的就储起来。年货储备需一定量，使春节期间不捉襟见肘；除保证年夜饭，还要顾及请客和亲友上门拜年。

　　计划经济时，按户配给年货。凭上海人叫“小菜卡”的《上海市副食品购买证》，它按户口簿人数以4人划线，分成大、小户。它其实不是卡，是张硬板纸。有的年货，要凭户口簿。

　　肉类是年货主角，鸡鸭不可少。从上世纪60到80年代，配给无活禽，而是冰冻鸡鸭，十几只赤膊赤脚抱团，营业员用木棰砸开剥离才能卖。说配给，实为两选一：相中鸡就不能买鸭。幸好家有两个户口带来“小菜卡”两张，尚可熊掌与鱼兼得。

　　两只脚的鸡鸭金贵，四条腿的猪猡也撑台面。读1952年的文章《“年夜饭”节约》，猪肉却是省不掉的：单猪肉一项，就有红烧肉、走油蹄、狮子头及肉片肉丝等。

　　买猪肉要凭票。在1976年，每人每月可买2元（折猪肉1.18公斤），春节加2元。母亲必备水笋来烧肉，“年年吃惯合家欢，鲜肉红烧水笋干。”（映雪老人：《除夕竹枝词》）合家欢即年夜饭，这清同治年间的竹枝词，道出这年菜的历史悠久。原先自己用淘米水浸泡笋干，软后切；后有代客加工用铡刀切，卖相更好。

　　配给水产，每户发花色鱼券和一般鱼券各1张。花色鱼里，人们看中味鲜肉多刺少的黄鱼。年夜饭，外公会烧糖醋黄鱼。为让大家吃到黄鱼，1982年春节大户花色鱼券2公斤中，可买黄鱼1公斤；小户1.5公斤花色鱼券里，可买0.75公斤黄鱼。

　　年货配给除鸡鸭鱼肉、炒货和南北货黑木耳金针菜等，还考虑民俗，有为元宵汤团而备的糯米，上海人欢喜吃口好的水磨粉。外婆用糯米磨水磨粉，外公用糯米做八宝饭，到老底子叫“培丽”的全国土产商店，买糖水青梅切条做浇头。客居杭州时，每户还配给小核桃半斤。汪曾祺说春节去太原见告示：“‘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对山西人是大事。”

　　年夜饭的饭也重要。“煮饭盛新竹箩中,置红橘、乌菱、荸荠诸果及糕元宝,并插松柏枝于上,陈列中堂。至新年蒸食之,取有余之意,名曰‘年饭’。”（《清嘉录》）插柏枝或冬青、芝麻,寓意节节高。当时大米配给，平时吃大米掺籼米，过年清一色大米。下乡第一年，农场连队发大米50斤，为我年货增色。

　　所备年货及餐桌呈现要有自家特色，原则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特。我家亮点是外公的走油肉，肉皮炸得如涟漪似泡泡纱。年货反映了一户人家的经济实力、活动能力和厨艺水平，还有创意。墨绿喷香的苔菜没配给，二伯家的“苔条”花生是把咸菜浸泡去咸味，晒干切细，油锅爆炒，那咸菜便鲤鱼过龙门成了苔菜。

　　备年货要两条腿走路，既靠配给又靠自己。我当知青回家过年，带回粮票换的活母鸡；走在上海街头，斩获回头率。此外是靠亲友，嵊县老家寄来小红毛花生山芋胖，酒糟的糟鸡糟肉、还有年糕。

　　当时，绝大多数上海人家没冰箱。要把提前备的年货在春节山清水秀亮相，用的是相传的保藏法，办法土却有效。如：把冬笋埋入黄沙，就可保鲜一段时间。当你见弄堂上空、沿街阳台和窗户挂着盐腌的酱油浸的肉、风干的鱼一点点多起来，那就是催人备年货的无声战鼓。

　　到上世纪80年代，单位铁肩担年货。我单位年货保留节目是紧俏猪肚，有一年还温情地发了礼花。也有一年，等月上柳梢头，盼回青浦来的扁鱼花鲢。年货体现了单位效益，也成为凝聚力的元素之一。现发实物不多，改发券；有说发三五百块人家不见，发同价值的鸡鸭鱼肉水果，旁人一看就说这家厂灵。

　　改革开放后，1985年4月13日鱼敞开；1992年1月28日，取消鲜蛋凭证（票）；到5月11日，猪肉随便买……

　　也记不清从哪天起，上海人不像过去那样备年货了。平时想吃什么都能吃到，天天在过年。（袁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