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我在龙华医院迎来了年初一的早晨

凡大年初一，还窝在病房里的患者，一般都身染大病。我便是其中之一。41年前，我在龙华医院度过一个惊恐的春节。

那个除夕之夜，“雪纷纷，掩重门”，孤寒难忍。一间8张床的病房，7位病友回家过年，唯有我独守冰冷的空房。

何尝不想回家？回不去啊！不幸被诊断为“不死的癌症”强直性脊柱炎，不止是寸步难行，就是卧床也是“痛不欲生”。医嘱为家族遗传，不治之症。

想到此，不禁一阵惊恐：我还会有明天吗？

年初一的早晨，无情的风雪“歇脚”了。“雪晴天地一冰壶。”面对四周苍白的墙，心中浮现一阵落寞与惆怅……

“8床，有人来看你了！”一位护士在病房门口招呼。

啊，是她，寄明大姐，怎么会是她。

她紧握我的手：“小朱，新年好！”

“大姐，新年好！”我喜出望外，孤寒的心顿时一热。

她听出版社一位朋友说起我在生病。前两天，她去了我家，才知道我在龙华医院。

她从包里拿出一袋饼干与两听麦乳精，说：“午睡以后，冲一杯喝喝。”话语就像慈母般亲切的叮咛。

她坐在我床边，轻声讲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吴运铎的故事，鼓励我即使将来遭遇不测，也可以有所作为。临别时，她肯定地说：“国家在发展，医学在进步，今天的一些疑难杂症，以后一定可以攻克。”一番和风细雨，温暖了悲凉的病房，我惊恐的心渐渐舒解。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出版社组织的一次音乐创作座谈会上。主持人汪玲把我领到她的座前:“这是上海港的词作者小朱。”继而对我说:“这是上影厂的寄明。”

哦，寄明，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大姐好。”我说。她立即起身，跟我握手。那天，她身着深藏青两用衫，脚上一双布鞋，一头齐耳短发，眼镜的镜片上密纹一圈圈。

“小朱，你好，以后可以为我们电影插曲写词吗？”

“好的，好的，可是，我以前没写过。”

“没关系，我看过你的作品，可以写。”

没想到半个月之后，接到她的电话，约我到她家里谈创作。我受宠若惊：寄明是位大作曲家，《李时珍》《春满人间》《燕归来》《金沙江畔》等二十几部影片都回响她的旋律。其中《英雄小八路》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传唱、培育了几代中华儿女，后来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而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业余作者，两者有天渊之别。受她如此抬举，我既兴奋又不安。

那天下午，如约走进复兴西路34号寄明的居所。她递给我一本标题为《朝霞异彩》的电影分镜头剧本，并翻到导演安排配歌的一组画面，细说镜头的组接方式与时长，还提示这样的时长对歌词篇幅的要求。我就像个小学生越级聆听大师“解惑”。

一个星期之后，她摸到我家里来了——豫园附近一个三层阁上，送来了《英雄小八路》等三个电影分镜头剧本及插曲的歌词，为我提供创作的范本。她告诉我，马上要随摄制组去邯郸体验生活，写好的歌词直接寄到河北。

后来我就“邯郸学步”，通过多次信件来往，按她意见反复修改。就在这样的“函授”过程中，我逐步熟悉了电影插曲创作的“套路”。

拜她吉言所赐，我的“不治之症”终被当代医学控制，没有恶化到瘫痪。可是，她自己后来却被病魔残酷地剥夺了明天。

寄明从邯郸体验生活回来之后，介绍我加人“聂耳星海学会”，与音乐界前辈一起，感受两位人民音乐家在民族解放的焦土上爆发火花的灵魂，体会艺术应该担负的使命。

有一次，学会组织讨论张充仁先生为聂耳创作的半身雕塑像。在会前签到的时候，寄明手捏签到笔，好像在想什么，迟疑了四五分钟。我在她身后轻轻催促：“大姐，签个名吧。”她才慢慢地在签到单上写了“寄”字的上半部：一个宝盖头与一个“大”字；下半部的“可”，好像一时想不起来，她就把一个“明”字填上去，上下拼出了一个陌生的别字。谁会知道，这是她失智的开始。3年以后，1987年，她变成了毫无感知的“植物人”。受尽8年折磨之后，她把明天交给了我们，自己远去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又是一个年初一的早晨，又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早晨，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位恩师、敬爱的寄明大姐。

庚子年似乎总是不安生。电台传来紧张的疫情报道。电视上出现除夕夜大批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矫健身影。他们也是骨肉之躯，他们也有儿女情长，为了人类的健康，他们舍弃了常人眷恋的天伦之乐与个人安危。我想，我们赞美他们，呵护他们，绝非仅仅在抗疫的危情时刻。

寄明的艺术人生，是以祖国的明天为理想；而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不也是为人们赢得更多的明天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跟寄明大姐一样，都是那样崇高，值得我永远敬重。（烁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