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礼物，除了红包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疫情期间，闭门宅家，乱翻杂书，排遣时日，发现书架上好多书并没有认真看过，甚至买来后束之高阁，根本没再动过。常风先生的《逝水集》，便是其中之一。说来惭愧，这是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旧书，25年了，封面犹新，却满是尘埃。

读《逝水集》，有一篇《回忆叶公超先生》。常风先生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读书时，是叶公超先生的学生，往来很多，记述详实，回忆中细节很多。其中说到这样一个细节，即1930年，叶公超先生新婚，唯一醒目的礼物是“书架上一排十来本红皮脊烫金的字和图案十分耀眼的书”。这是一套《兰姆全集》和一本《兰姆传》，是胡适、温源宁等十位朋友送给叶先生的新婚礼物。他们知道叶先生最喜欢读兰姆。

这个新婚礼物，让我心头微微一动。

每一个时代，有属于那个时代特色的新婚礼物。这是专属于叶公超时代的新婚礼物。

记得我们那个时代的新婚礼物，一般是印着牡丹大红花脸盆、痰盂和印着毛主席画像或语录的暖水瓶。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的风俗。时代飞速变化，新婚礼物随之变化，现如今，早不需要什么新婚礼物，而变为礼金，厚厚一沓子现金鼓胀胀地包在红包里，比什么都更为实际、实惠、实用——我称之为“三实”。新婚礼物，由物品到现金的华丽转身，隐约体现了人们由精神到物质再到物欲的三级跳。新婚礼物的“三实”，不过是人生最外表层的那一层镀漆而已。

常风先生的文章，让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件往事，那时，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结婚，我送的新婚礼物，也是书。并不是我有意拙劣地效仿胡适等人送给叶公超先生那一套《兰姆全集》，因为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常风先生的《逝水集》，尽管书摆在书架上。只是因为我的这位朋友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尤其喜欢旧体诗，常常写诗，唱和往来，影响他的孩子也很喜欢旧体诗，而且，还常和我们掺和一起，彼此交流很多。我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自以为很了解他，便买了一套三卷本的《唐诗选》，在扉页上题写了一首七律赠送新郎新娘，最后，还郑重其事的盖上一枚红印章。然后，给书系上红绸带，打上蝴蝶结，自以为比送别的什么礼物，都超尘拔俗。

婚礼在一家饭店举行，大厅入门处前，摆放着一溜长桌，上有签名册，还有一本礼品的登记册，我看见上面大多填写的是现金多少，极少的礼品，也是进口茶具、床具三件套、项链饰品等高档货。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儿，在一堆鼓胀的礼金红包和琳琅满目的礼品中，这三本《唐诗选》并非鹤立鸡群，而显得有些另类，甚至让我都觉得有些寒酸。我发现，我已经完全落伍，在一个早已经不是诗的时代，还在固步自封地编织着诗的梦幻，不知道浪漫的婚礼，已经变相地变为现金收支平衡最带有礼节性的交易。

我的心里，涌出一种对不起孩子也对不住我的这位朋友的感觉。心想，只好日后再作弥补吧。

大约两年多以后，我的这位朋友新添孙子，小孩过百日的时候，我去庆贺，带去了红包，包着礼金，不再犯傻送什么书了。风俗的力量很大，在潜移默化中，润物无声地改造着人们的价值观。百日宴上，朋友特意拿出两瓶波尔多红酒，酒酣心热，喝得大家酡颜四起，热烈的话此起彼伏。漂亮的婴儿，在妈妈的怀抱里，睁大一双眼睛，好奇地望着我们。

我已经忘记是在什么时候，应该是在我的这位朋友的孩子搬家不久，是朋友掏出一辈子积存的家底，给孩子买了一套学区房，因为他的小孙子马上就要读小学了。我在潘家园旧书摊翻书，偶然看到这三本《唐诗选》。如果不是风吹开了书的封面，露出扉页上的题诗，让我看着字迹眼熟，也许我也不会再翻《唐诗选》，更不会再去买。我拿起书一看，是我写的题诗，字迹有些褪色，印章依旧鲜红。像是拿到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证，连还价都没还，我赶紧买下这三本书，落荒而逃。

常风先生回忆叶公超先生的这桩往事，让我想起了自己这件往事。叶先生的往事，过去了整整90年。我的往事，过去了20来年。长耶？短耶？不觉怅然。（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