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诗人”的感情生活

　　戴望舒以《雨巷》名天下，然而其感情生活则让人唏嘘。

　　新中国成立之初，诗人戴望舒以南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理事。1950年2月，不幸与世长辞，年仅45岁。当时新闻总署、全国文联为诗人举行隆重追悼会。戴望舒还被追认为烈士，享尽哀荣。

　　戴望舒在1928年以一首诗《雨巷》获“雨巷诗人”美名。诗云：“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寞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首诗从旧体诗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翻造出来一个梦幻惆怅、小巷中的丁香姑娘。一开始诗人也没有太过看中此诗，只想以此诗对诗歌所谓的“音乐成分”勇敢地反叛，所以写完压了一年才拿出来发表。

　　《雨巷》一经发表，编辑家、小说家叶圣陶一上眼，便大喜过望，称许该诗嫁接古今，讲究音韵，节奏回环重复，让人赏心悦目，说此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这首小诗也着实打动太多读者，一时《雨巷》名满诗坛，广为吟诵。戴望舒带动了施蛰存等一干现代派诗人，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风行的诗歌流派，并影响四十年代“九叶”派诗人，贯通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河脉。

　　有趣的是《雨巷》等诗亦扮演了红娘的角色。一直借住在好友施蜇存家中的戴望舒，早就对其妹施绛年心存爱慕，心性高傲美丽可人的姑娘喜欢《雨巷》，对诗人却无动于衷。后来，诗人在出版的诗集《我的记忆》扉页上，印有法文“AJcannc”（给绛年），并有两行用拉丁语写的诗句：愿我在将来的时候最后的时间里看到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虚弱的手握着你。

　　戴望舒破釜沉舟地公开了恋情，表达了追求中灵魂的痛楚及绝望中的期待，诗从心底发出炽烈的爱的呼唤，字里行间激荡着爱的真诚。绛年终于接受了诗人的爱恋。

　　但好事多磨，当戴望舒请父母去施府提亲时，绛年的父母并不应允，长子施蛰存巧妙斡旋，老人最终接受这桩婚姻。1931年金秋，两个年轻人举行了订婚仪式。次年淞沪战争爆发，施绛年提出诗人必须到欧洲留学，取得学位，她才与之完婚。戴望舒不得不登上邮轮“达特安”号赴巴黎求学。留学间，他站在鲁迅、瞿秋白、冯雪峰一边，张扬左翼文学，并在国内出版他翻译的《苏俄诗坛逸话》《法兰西现代短篇集》等著作。

　　令诗人没想到的是，他勤奋读书、大量译介外国文学成绩显著，获得学位归国时，绛年已移情别恋。诗人赴法途中曾有日记记载真情：“蛰存、绛年来送行，船启航之前那段时间，简直难以忍受，绛年哭着。我写了一张纸条给她，喊着：绛，别哭。但它被风吹到水里，绛年追奔着，没有抓住它……”

　　这或许是一种昭示，如同那张纸条，终于没被绛年抓住一样，这桩让诗人苦苦等待了八年的婚恋，亦没被诗人抓住。诗不是生活和婚恋，生活需要奋斗才有成就，情感需要经营，才能两情相悦。

　　经过一段“愁多知夜长”后，诗人多情的心“又被流莺唤回来”。他爱上好友、被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小说家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他找到另一好友杜衡，代表戴家去穆家说亲。很顺利，穆母接过礼金，让女儿丽娟去买了钻戒，不久即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举行了婚礼。不料因两人年龄相差较大，被诗迷倒的丽娟发现诗与生活不是一回事，认为“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从不吵架，很少谈话”，当诗的斑斓的色彩变成琐碎凡常的生活时，诗人也失去温情，甚至连丽娟老母病故，他都没去看上一眼。丽娟彻骨心寒，执意离婚。诗人忏悔自责，虽然殉情被救，也未挽回破裂的婚姻。

　　1943年阳春三月，戴望舒在香港又与杨丽萍（杨静）喜结连理。此段情缘来得自然。戴望舒因在港宣传抗日救国，影响甚大，日本人将其逮捕入狱，对之严刑拷打，诗人宁死不屈，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了香港爱国者的斗志。在各界积极营救之下，戴望舒昂首走出监牢。后供职香港大同图书印务局，与同事、十六岁的杨丽萍相识。考虑该印务局属日本产业，怕杨遭遇不测，建议她辞去工作，到他家当助手抄写文稿，杨丽萍仰慕诗人的爱国精神和人格，认为是可信赖的人，便答应下来。日子一久，产生情愫，走进婚姻殿堂。

　　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诗人珍惜与杨丽萍的情感。后在他被自己人诬陷，几次失业，被疾病折磨之时，妻子一直守护，不离不弃，诗人真正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但后来杨又爱上别人，戴杨友好分手。不久，戴望舒携两个女儿，与诗人卞之琳离开香港，北上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开始新的生活。（汪兆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