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三十六年，熊召政只为三部书

他写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付出了十年时间；2019年完成《大金王朝》，前后付出十四年；从2019年开始，又把第三部小说——关于忽必烈和元朝历史的创作提上了日程。

火热的耐心

1971年，诗人聂鲁达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他的诗里饱含着痛苦，像雨水一样流淌；然而，“我对人类和世界充满信心，从未失去希望……”也正是在1971年前后，少年熊召政站在他家乡英山县城郊的西河边，眺望着连绵起伏的大别山峰巅，写出了《眺羊角尖》《登羊角尖》等最早的一批诗歌（旧体诗）。

几年之后，1979年，他写出了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这首200多行的长诗在1980年第1期《长江文艺》发表后，震动诗坛，用徐迟先生当时的话说，“弄得举国皆知，群起而支援之”。这首诗获得1979—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成了熊召政的“成名作”。从《制止》之后，四十多年来，召政在创作上一直保持着“火热的耐心”，从诗歌渐渐进入文化散文、历史文学等更为广阔的创作领域。

这种“火热的耐心”也并非一般人都能做到。他写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付出了十年时间。先是坐了六年“冷板凳”，黄卷青灯，做案头工作，后四年写作，每年完成一卷。2005年，《张居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首届姚雪垠历史小说奖等大奖。他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这样的感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我愿意选取那些推动民族进步、国家繁荣的人物作为我讴歌的对象。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2005年秋天，他在长白山开笔，进入第二个四卷本《大金王朝》的创作，到2019年7月1日，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完成全书最后三章，前后又付出了十四年。《大金王朝》写的是宋、辽、金“大三国”的时代风云，召政戏称，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后，灭掉辽国，摧垮北宋，只用了十二年，而他写这一段历史，却用了十四年时间！2020年，《大金王朝》获得屈原文艺奖。

有位领导同志在读过这两部历史小说后，向召政建议说：宋、辽、金和明朝你都写了，而元朝在中华民族的版图和中华文明、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上，更是一个风起云涌、极其重要的朝代，怎能不写？召政接受了建议，从2019年开始，又把第三部小说——关于忽必烈和元朝历史的创作提上了日程。他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哪怕再拿出十到十二年来，也要完成这部书。为了这三部书，我情愿付出三十六年。”

九上蒙古高原

熟悉东汉史的人都知道“燕然勒功”或“勒石燕然”这个典故。说的是东汉大将窦宪，率领大军出塞追击北匈奴三千余里，至燕然山一带，曾刻碑记功。史学家把这段碑文称为“封燕然山铭”。“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燕然山，即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2014年，蒙古国专家在此发现了一块石刻，但解读不出来。后来把碑刻拓片发给了我国内蒙古的考古和历史学家，这块刻有“封燕然山铭”的东汉石刻才得以“重见天日”。

2019年深秋，熊召政又一次飞往蒙古国，先是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驰驱，然后又顶风冒雪进入茫茫的燕然深处，只为了去寻找并亲眼看一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那块石碑。召政后来跟我描述说，当他在茫茫大雪中，站在这块已然隐入苍茫岁月的碑刻前，隐隐约约辨认着、抚摸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些字迹的时刻，他的心里充满无限的悲慨和苍凉，那是一种真切的历史感和庄严感，也是一种穿越苍茫时空的大乡愁……

自从创作《大金王朝》开始，这十几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去一次蒙古高原探访和考察，有时一去就是半个多月。有时是去蒙古国，有时是在内蒙古草原。有一年，我和几位朋友陪他从东北的阿尔山横穿过内蒙古草原，一直走到陕西榆林无定河边和镇北台下，然后再进入毛乌素沙漠……这次访古考察，也只是其中的一次而已。到《大金王朝》写完时，他已经十到黑龙江，九上蒙古高原。决定了要写忽必烈和元朝史之后，他所说的“已经做好了准备”，自然也包括做好了还会数次踏上蒙古高原的准备。

在文学上，列夫·托尔斯泰是召政的“偶像”之一。他对我说过，他写《大金王朝》铁马冰河、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就有年轻时读过的《战争与和平》的影响。2014年，我随召政等一行去俄罗斯、瑞典访问时，召政特别提出，一定要去一趟托翁的故乡图拉。在亚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我们一起拜谒了这位文豪生活和耕耘过的土地，看到他写作时的那个安静的谷仓，还有他在林间的朴素的墓地。托尔斯泰说过：如果写一部长篇小说，读者们在二十年后还会阅读它，还会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熊召政愿意付出三十六年去完成的小说，必定也是托尔斯泰所期许的那种作品吧。

行走的歌者

召政说过：大凡称得上“文豪”的作家，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一条永远有效的“强劲原则”，就是始终拥有强健的生命的激情。我和召政相识、相处已有四十年，从他身上也真切感受到了这种“强劲原则”的存在。他具有很多作家所不具备的“坐穿冷板凳”的功夫。试想，为了写《张居正》《大金王朝》这两个四卷本，他披阅了多少线装书，查阅了多少史料文字，需要耐得多大的寂寞！他也一直不用电脑写作，每部作品都是用秀雅的行楷，在方格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两部作品近300万字，需要写多少张稿纸，得有多大的坐冷板凳的耐心、定力和毅力！他做到了。

但只要出了书斋、不写作的时候，他又是一位精力过人、激情充沛的“行走的歌者”。2019年他出版了一部中英文双语诗集《行走的歌者》，收录了50多首在世界各地旅行访问的纪游诗篇。仅是最近四五年来，他就到访过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次行旅，他也不是去做一个“观光客”，而是“行走在人类文明的光芒中”，在用心感受、探访和考察世界不同的文化和文明。

不熟悉他日常生活的人，也许会把这位历史小说作家想象成黄卷青灯、枯坐书斋、“独守千秋纸上尘”的学究式人物。才不是呢！他不是“苦行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真实的生活状态是：左图右史读我中华，南船北马走遍天下。除了每年必有的国外行旅，他还是一位资深的“高尔夫达人”，自上世纪90年代就喜欢上了高尔夫运动。他跟我说过，他已经习惯了在开阔的山野球场上一边挥杆、一边思考问题和构思小说。为了让我切身感受和体验一下，他几次带我进过球场，可惜我不争气，没有能力也没有福气享受这项运动。

作为湖北龙潭书院的“山长”，他为弟子们讲学的“龙潭讲稿”里有一个重要系列，就是对东西方不同文化和文明状态的比较与阐释，这是一次次漫游和行旅在《行走的歌者》之外，带给他的另一些文化收获。

面向文学，背对文坛

高大的橡树，不会在花盆里生长。有文化担当情怀的知识分子，也不会把自己与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分离开来。作为文化名家，召政担任着许多社会职务：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湖北省中华文促会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长、湖北省社科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平时还要带研究生，为书院的弟子们讲学。可以说，他是一位事务繁重的社会活动家，各种社会事务分走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

但是这十几年来，他也始终秉持着另一条“准则”：面向文学，背对文坛；“只管耕耘，莫问收获”。我有时也颇感惊奇，他肩负着如此繁重的社会事务，哪里来的精力，还能创作出那么多的作品！《张居正》《大金王朝》等鸿篇巨制且不说了，仅2019和2020这两年，他又创作出了明史题材的话剧《张居正》；元史题材的24集电视剧本《钓鱼城》；26集现代革命史题材的《刘华清》；还有《敕勒川歌》《乌拉盖草原的彩虹》等一批写北方草原的散文；一部中国文化演讲录（继《文人的情怀》《历史的乡愁》《汉语的世界》之后的第四部）；还有一部《庚子抗疫诗钞》（旧体诗词集），等等。

2015年，熊召政为北京人艺创作了话剧《司马迁》，在国内外上演后大获好评。2020年他受邀又为北京人艺创作了话剧《张居正》。他写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十分服膺那位雪夜秉烛、写出了“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司马迁。召政曾应邀为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写过一联：“春秋笔纵虎，风雨夜屠龙”。这副联语，其实也表达了召政自己的史学抱负和文化担当，透露出了一种强劲的创作自信。（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