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笨拙英雄磨一碗浪漫主义豆浆

在这个满是烦恼的世界，幻想是一种解忧药。

十一二年前，电影《加勒比海盗》风靡全球。伦敦一个9岁小女孩，写信给演员约翰尼·德普，请求杰克船长率部下去推翻她的老师。正在伦敦拍电影的德普，去学校为小朋友表演了15分钟，不过他说无法推翻老师，因为警察正埋伏在外面。

这种想被骑士搭救，或幻想自己当骑士的心理，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浪漫主义的源头。想象一下，如果在当代中国，一帮成年人也抱持着“骑士梦”不放，是个什么情形？

须一瓜新长篇小说《致新年快乐》里，有个富二代小老板，心思不在做生意上，而是领着一支保安队伍，成天上街维持治安，奋勇抓扒手抓坏人，直到介入一起要命的银行抢劫案。这个小老板经营的工厂，名为“新年快乐工艺品厂”。

小老板等一干人，因何而有侠客式的警察梦？这个保安队伍成分有多复杂？普通市民不断跟恶人交锋，是如何在法律边上游走的？故事的地点与年代，设定在哪儿最合理？这对当了25年记者，写了20多年小说的须一瓜来说，不算难事。

在《致新年快乐》之前，须一瓜写过5部长篇小说。作为老同事老朋友，承她青眼相加，我是其中四部长篇的第一读者——她总是逼朋友，在发稿之前提一点意见。只有这一部，我还未看过电子文本，直接就拿到了纸质新书。

我对她的风格向来熟悉，但这本书却让我吃了一惊。这就像看着我热爱的大厨，一辈子都在做闽菜粤菜，突然有一顿，她把西式大餐端上来。老食客很不习惯啊。

干脆再往深里说吧，她所使用这个原始素材，所谓“反扒志愿者”，我就是当事人之一。不是吹牛，我曾当过厦门反扒志愿者大队总顾问。这个名头，还是市公安局局长点名给我，在成立大会上宣布过的。

关于素材与创作的关系，须一瓜常这么反驳外行的熟人：“哎呀，你想多了。这一堆豆子，已经磨成了豆浆，做成了豆花、豆腐！你还能认得出豆子吗！”我虽佩服此高论，但也反驳她：“我虽不知豆腐是哪几颗豆子做的，但还能认出豆子是从哪块地里长出来的。”

（须一瓜近影）

须一瓜对“警察梦”里的梦中人，做了浪漫主义的酷炫包装。

挑头行侠仗义的小老板，叫成吉汉，从小被父亲逼着练琴，13岁在去练琴的路上，遇车祸母亲身亡，自己留下了残疾。有钱的父亲，一直心怀愧疚，送了一家小工厂给他经营。而这个年轻人，帅，瘸腿，多金，音乐素养高级，脾气随时暴烈随时温柔，还有着踏平人间不平事的梦想。

他把自己的厂区，打造成了音乐殿堂。他使用了进口音响器材，在5000平米的厂区安装100多个高级喇叭，甚至连厨房也没落下。

在这个他任意挥洒个性与才情的自由王国，有被冤枉开除的警察、有身世凄惨的出走少女、有虚荣猥琐的双胞胎，还有一个具备音乐通感联觉的厨娘。他们是一群受生活苛待和诅咒的凡人，他们坚守良善之心，或自以为看透人间苦难的本质，或相信瞬间兑现的正义报复。

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起源》第一章，罗列了文化先贤对浪漫主义的一连串说法：

歌德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疾病。尼采说，浪漫主义是药方，用来治愈疾病。海涅说，浪漫主义用露齿一笑的幽灵那种悲戚的目光注视着你。夏多布里昂说，浪漫主义是灵魂自我游戏时秘不可述的欢愉。

伯林在滔滔的排比中还提到，浪漫主义是爱出风头的，是怪癖。它也是纨绔主义，是打扮的欲望。常识、温和适度的态度与他们的观念毫不沾边。

当然，伯林也说，浪漫主义是一个相互矛盾无法定义的观念。这就像时间或爱情的概念，你不去想它时是清晰的，但你一想要概括，它便无比庞杂宏大。

须一瓜写作时，也许没有想到本书与浪漫主义有什么牵涉，但她一开始就借成吉汉父亲之口，给人物定了调“没错！没错！我有一个愚蠢的、高贵的儿子。”真是巧了。愚蠢而高贵，这正是浪漫主义的最早定义之一。

成吉汉等一干人，分不清梦想、艺术和现实。或者说，他们的正义，是非理性的正义，是艺术化的正义。愚蠢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

成吉汉对古典音乐的痴狂，到了这样的程度：在驾车追逐银行劫匪时，竟然开着高音量的马勒交响曲。书中写道：“他目光远大，神情庄严，还不时寻机摸大音量。”那位前警察为了减少干扰，不断把音乐调小，他则不断把对方的手打掉。他们来回几次，互相争夺音响开关。音乐成了致幻剂。他的艺术和人生，是没有间隔线的。

须一瓜讲的故事里，似乎人人都披挂着古典音乐的音符。比如，食堂的厨娘阿四与成吉汉的交流，就堪称爱乐的知音。

有一次，阿四做的粉蒸排骨没有熟，就辩称，是那天厂里放的音乐不对。成吉汉一查，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三重奏》，于是哈哈大笑地表示，那个音乐的确不适合蒸排骨。阿四还说，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就是为她蒸包子谱写的。陈吉汉重重拍打阿四的肩，指着空气中看不见的旋律，说，你对！我看到了，好吃的包子，就是这样熟的——纯美的、白色的水汽袅绕中，它们——慢慢、慢慢、慢慢变熟的——淡淡的忧伤在蒸腾，热腾腾的炊气，散发着包子的美好的香味……

成吉汉的姐姐，化身为说书人的角色。小说开篇第一句就是：“我承认，这是一个可笑的故事。我也没有勇气否认它的愚蠢与荒谬。”这个说书人，当然就是作者。须一瓜平时说话就擅长夸饰，善用形容词，这个伴奏着古典音乐的题材，尤其适合她华丽的表达。小说的叙事节奏，如古典音乐一般讲究。故事的转折和间歇，都插入音乐的演绎与解说。这一切，使故事进展有一种别致的速度感。

音乐护佑之下的善，是尘世之外的善。论及音乐时，法国哲学家萧沆说：“一个没有眼泪可以交给音乐，只能依靠回忆自己往昔所抛洒的泪滴过活的人，算是彻底没救了：平庸的明智已经害死了陶醉——而世界却是从陶醉中冒出来的。”须一瓜营造的小说世界，正好消灭了“平庸的明智”，让善行与美德“从陶醉中冒出来”。

这些年，当代小说在处理现实题材时，似乎现实主义手法更受宠，浪漫主义不怎么招人待见。须一瓜此番贡献在于，为特定人群谱写了一曲浪漫主义的挽歌。

被冤枉开除警籍的猞猁，历经大恨与深爱。他一向瞧不上这些做警察梦的小子，但他在冷眼旁观浪漫英雄梦时，也渐渐被热血给煮沸了。当他自以为是在设计诱捕银行劫匪时，把一群普通人拖进了风险中。

少女边不亮，随身带着一把弹簧折刀，她心狠手辣，行事快如闪电。她男扮女装，不打扮时是利落帅气的少年，施粉黛则风姿如仙女。

还有，那对双胞胎保安，像极了《堂吉珂德》里的当代版桑丘。他们脑子迟钝，总是被人欺负，但都喜欢假扮警察。他们病态般珍爱自己的受伤小模样，很享受被纱布包扎的英雄受难感。

人物的塑造，比故事重要。《致新年快乐》里，每个人都有一种轻快的调子，这是我最喜欢的。

这种轻快调子的浪漫主义，必须以厨娘阿四为标准。这种浪漫是家常的，亲切的，暖烘烘的，古典喜剧般的。喜欢上这种浪漫之后，你就可以跟她一起站在食堂，对所有异议者大喝一声：“他们是英雄，英雄不应该吃好一点吗！人家流血丢命都不怕，你们少吃一口肉，就不甘心吗！”

哲学家休谟说：“善的感觉并不一定都是自然的，因为有些善是人刻意安排的，是人为的，比如身处于恶劣的环境中时，我们出于自身的需要，会人为地设计并实施某些行动，以使自身产生某种快乐感。在我看来，正义同属于此类。”

休谟近300年前的这段话，简直是为这部小说画龙点睛。这些小人物的正义动机，就来自某种迷醉般的快乐感。须一瓜把这种浪漫的英雄般的快乐，推向了普罗大众。这种浪漫，如一碗家常豆浆，人人可以品尝。(卢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