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饮酒与食散

无论是喝酒还是食散，有时候都可以成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方式。从肉体上保存自己，从精神上保存自己，说白了就是逃避的一个方法。

　　饮酒与食散

　　张炜

　　古代的那些大诗人，从李白杜甫算起，还有我们现在讨论的陶渊明，在他们的诗文和日常生活中，酒都是不可或缺之物，他们真的太能喝了。这或许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直到今天，酒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它甚至不是一种点缀和色彩，而是生命里一个顽固的、不肯退场的陪伴物，成了一种元素和必需品。它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一种含有乙醇的液体，而直接就是一种精神，是形而上的一部分。

　　无论是不通文墨的粗人还是才高八斗的骚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跟酒纠缠了一生。这每每让人好奇，有时甚至不解。酒会那么重要吗？酒难道真的要与人类一直共存下去？戒酒的呼声此起彼伏，可惜收效甚微。

　　由中国文人的饮酒，联想到西方的“酒神精神”。两者的相同点是都在贬损理性同时肯定本能，中国文人通过酒来获得暂时脱离仕途经济和伦理桎梏的自由感，同时也是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途径，带着淡淡的消极色彩。而西方的“酒神精神”在尼采的定义下，应该比中国文人的醉酒更积极更肯定人生，也更直面人生，具有超越悲剧的强力意志和英雄主义精神。

　　古人的“食散”也很有意思。像三国时期的何晏，他是“养生论”的忠实信徒，能吃得起“五石散”，吃完后再出门去“散发”。但一般人是吃不起这种散的，如杜甫当年所说，那需要“大药资”。鲁迅先生曾嘲笑过这种情况：魏晋那时候因为食散成风，有的人吃不起还装着吃过了，要躺在一个地方发药，然后到处走，叫“行散”。

　　无论是喝酒还是食散，有时候都可以成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方式。从肉体上保存自己，从精神上保存自己，说白了就是逃避的一个方法。如果认为“食散”更积极，那往往是来自养生论的信徒。其实喝酒也有保护自己的效果，比如从记载上看，阮籍就用喝酒保护了自己，刘伶也是这样。由于一个人处于恍惚沉醉的状态，他人就会觉得不必与之较真。在酒精的作用下，生命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也就降低了，而这“二性”的降低，通常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会让他们感到放心。另一方面，在个人的精神构成上，饮酒与食散又给人掺进了新的因素，一种飘逸的、出世的、恍惚的、幻想的，甚至是更奇异的感受，一种特别状态下的夸张和浪漫情状，也是进入新奇境界的尝试，是忘记眼前痛苦的一种逃避方式。

　　所以二者加起来理解，可以将饮酒和食散看成一件奇妙的事情，它既是人生逃脱与保存的一个策略，又是一种沉醉于某种状态与快感的生命机缘。更有人认为食散和饮酒有长生养护的功能。李白杜甫是酒徒，陶渊明是酒徒，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再就是在古代社会，人的娱乐方式是比较少的，酒在这些功能方面比起今人来，所占比重也就更大。酒可以解除很多寂寞，它是自娱自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比在现代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还要大。

　　陶渊明的喝酒，与阮籍、刘伶等人不一样，至少在记录上没有那么凶，但同样也是有酒瘾的。从他的诗文中能够看出，他有时不吃饭也要喝酒。他真的特别需要酒。在他诗文的记录里，诗人因为缺酒而常常感到痛苦：“民生鲜常在，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岁暮和张常侍》）“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最有意思的是，他九月九日那天坐在菊花旁，感叹有菊无酒的那种痛苦和失败感：“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九日闲居》）当一个叫王弘的官人派人送酒来时，他甚至等不及回家，坐在地上当场就喝醉了。这说明陶渊明已经严重地依赖酒了。

　　有酒瘾的人，从陶渊明到李白杜甫乃至更多的人，更不要说刘伶和阮籍这样的著名酒徒了，酒是何等重要。不过陶渊明尽管依赖酒，与其他人还是不一样。这正像谢灵运等人，同样是陶醉于山水，欣赏山水，在山水面前感动，与陶渊明之于山水的态度仍然有所区别一样。陶渊明与酒的关系是有些不同的，他对酒的品咂，亲和，依赖，让人觉得是浑然一体的。他的生活充满了酒的芬芳，酒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田园生活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了。他品咂的能力好像更细腻也更强，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狂饮的酒徒，而是一个品味的雅士。

　　酒成全了李白，也成全了陶渊明。陶与李不同，他好像没有食散的记录。李白一度对炼丹之事很投入，十分相信药石的长生不老功能。李白在酒后豪情万丈、极为冲动、浪漫和幻想；陶渊明则更为安静、悠然、享受、沉湎，乃至于暂时摆脱了忧郁。所以酒的饮法不同，作用也就不同。同样是饮酒诗，李白和陶渊明的差异就很大。我们可以把这种不同看成是生命质地的不同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对酒的态度和饮酒方式的差异所决定的。从诗中看，李白更多的是与友人一起豪饮，而陶渊明则是面对大自然的窗口独自慢品。我们几乎可以就陶渊明的饮酒作一篇专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