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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金复载 每一代人都有一首自己的童谣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潘真     编辑:赵美     2020-03-28 17:15 | |

感谢互联网。宅了两个月的老作曲家金复载,照样耳听八方。

电话采访,从武汉疫情相关文艺创作切入。“神曲”《方舱医院真神奇》,由数十年为儿童写歌的金复载点评,太对口了。

“把成人的思想意识强加给孩子,找不到童趣,做作!”他批评道,“在孩子的艺术教育乃至其他方面的教育中,这个问题都值得警惕。”

他说,儿童歌曲是为儿童写、写给儿童唱的,理应以儿童的心理、目光反映现实,用属于儿童的音乐语言来表达他们真实的情感。

“不要居高临下去教育孩子”

金复载是40后,长辈中并无音乐人。但他有位小学老师是拉大提琴的,后来加盟上海交响乐团,因此他从小知道肖邦、格林卡,十来岁就听电台的古典音乐。后来父母给买了小提琴,再后来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去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当时还不大开心,我学古典音乐的,怎么到美影厂做小儿科?”转念又想,既然是工作,就要做好。处女作,是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儿童故事片《飞来的仙鹤》配乐。从此,他的作品大部分就是各种题材、风格的儿童音乐。

金复载的创作谈,源于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及思考——

不管写什么内容的歌,第一,词曲一定要有身份认证。流传至今的儿童歌曲如《卖报歌》《少年先锋队之歌》,都是第一句就表明身份的。第二,曲调一定要形象、明快、单纯。像《卖报歌》,活泼的曲调才符合儿童心态,而不是成人以为的要写报童很悲惨;《让我们荡起双桨》,也是非常抒情的儿童歌曲。他为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作曲,“三毛里个三毛,流浪里个流浪,赤脚走在马路里个弄堂……”“里个”是他加入的衬词,表达心情很管用,还可增加童趣。《小号手之歌》里的“滴滴里哒,滴滴里哒,滴滴里哒滴哒滴哒”,同理。《舒克和贝塔》开头原歌词是“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他觉得儿童情趣不够,所以改为“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反复八次,孩子气跃然而出。

“不要站在教育者的立场,居高临下去教育孩子。”金复载说,儿童歌曲主要是用来反映儿童生活和情感的。

成人怎么精准把握儿童心理呢?“回忆呀!你没经历过童年吗?”他笑言,“你从前有过这个生活,现在周围不也有下一代嘛!”从生活出发,就可能写什么像什么;而从概念出发,难免音乐语言贫乏。

“配乐是定做,不是批量生产”

改革开放后,金复载的戏路开阔起来。

除为脱胎于民间故事的儿童片《三个和尚》《舒克和贝塔》《雪孩子》等配乐之外,他还“触电”——参与电影《清凉寺钟声》《红河谷》《最后的贵族》等(前两部获“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创作;1980年代,电视剧丰富,他又写电视音乐,其中《济公》主题歌“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曾风靡大街小巷,《严凤英》主题歌《山野的风》直到去年还被作为“戏歌”传唱。他还参与了很多“不触电”的舞台剧,包括黄佐临导演的话剧,戏曲(越剧、昆剧、京剧),芭蕾舞等。1992年起与昆曲大师顾兆麟合作了五部戏,顾根据曲牌设计唱腔(谱腔),他作曲(含背景音乐、过场音乐、配器)。张军的昆曲独角戏《我,哈姆雷特》、史依弘的室内乐版京剧《霸王别姬》等,都得益于他的音乐。

在音乐学院学了很多技术,和声、复调、配器等,相当于词、句法、结构等;毕业后,如何用这些来创作呢?金复载认为,配乐不像写交响乐,是作曲家内心的自我表达,没有对象问题;配乐必须对象化,比如昆曲《哈姆雷特》不是《牡丹亭》,也不是写实的影视剧,如何把技术与要写的对象组合,表达出来?

“所以我常说,作曲就是服务性行业,好比一个很会做鞋的人,根据不同男女的需求加上我的审美趣味,做出不同的鞋——是定做,不是批量生产。”他说,审美标准+表达方式做出不同的鞋,便是在工作中、在社会上学到的风格。

有作品几易其稿,还是觉得不灵,仍有必要学习,直至找到最贴切的表达语言。他写《三个和尚》,就去玉佛寺听念经,看和尚做佛事用的各种法器。写藏族题材去西藏,写红军题材去江西,“劳动人民原始的音乐文化最有风格。”也有作品是一蹴而就的,如《济公》。原歌词中没有“南无阿弥陀佛”,出于音乐结构的需要,又符合主人公身份,他就添了这个有意义的衬词。

这些年好歌稀缺,此次疫情中又冒出许多口号歌、口水歌,毫无艺术美感,怎么打动人?金复载分析:“工作流程太匆忙!所以,写歌的人多了,发表的渠道也多了,好歌反而少了。”从前,作曲要写旋律,写乐队、钢琴伴奏。如今,作曲、编曲分工,作曲只写旋律,然后让编曲去编(有电子钢琴软件),很快完成任务。可音乐一有套路,就没了个性,流于一般了。

但这套流程,并非谁用都乏善可陈。他发现,国外一些流行歌曲、音乐剧多“在艺术与技术之间寻求平衡点”,迈克尔·杰克逊就很成功。

“音乐剧,上海可以做得更好”

对音乐剧有感觉,伏笔早在学生时代就埋下了。金复载1957年进上音附中,1961年进上音。上世纪60年代初,校团委组织兴趣小组,他选了话剧,课余组织排演(偶尔也导演)《火烧赵家楼》《雷锋》《渔人之家》,不亦乐乎。当时上海市文化局、电影局与上音合办培训专科班,他又对其中的歌剧班特别感兴趣。

1992年,金复载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音乐学院做访问学者,学习音乐剧。此前,只在电影《音乐之声》中见过音乐剧。他专门跑到纽约看了一场名剧《猫》,感觉“不像歌剧那么曲高和寡”,类似戏剧+音乐,比较通俗易懂。

转眼到了1998、1999年,他与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吴贻弓、上海广播乐团指挥王永吉商量,有没可能在上海做音乐剧?吴导兴奋回应:“我喜欢的呀!”于是,《日出》被选中,吴贻弓编剧,董为杰、金复载作曲。当时上海还没有音乐剧演员,他们请廖昌永、王燕、陈佩斯主演,还请了上海歌剧院舞蹈队……反反复复,直到2002年5月18日,在上海大剧院推出音乐会版《日出》——算得上中国首部音乐剧吧?反响很好,可只演了两场。接着,陈佩斯的大道演出公司做了舞台版《日出》,由北京舞蹈学校音乐剧专业学生演了五六场,至今国内做音乐剧的提起来还印象深刻。2016年,上音声歌系学生在东艺演出了交响乐版《日出》。

令金复载欣慰的是,这部戏成了中央歌剧院等的音乐剧教材。他太盼望中国音乐剧出人才了!

2002年,听说上音要招收音乐剧专业学生,他打电话给同班同学林华教授,林告诉他:“我们不缺师资,缺个领导。你来吗?我去跟杨立新院长说。”他可是从小到大连小组长都没当过啊!吴贻弓又推了他一把,“你去呀!你人头熟,做过那么多戏;还有,你正好退休,不存在组织调配问题。”就这样,他成了上音音乐剧系的创系主任。此后整整八年,忙于组织新学科(2007年开始招收音乐剧作曲方向的研究生),他远离了影视音乐创作。

目前,中国音乐剧的“迷狂状态”让他担忧,“和我们以前的创作观念完全不同。现在制作公司不关注戏的质量,有了创作意向,先定位演员,再找投资者。‘声入人心’男明星演主角,‘迷妹’们追星,才能保证票房。”一次,学生在艺海剧场演戏,请他去看。他惊讶,那儿男女洗手间全被女观众占了,剧场里几乎没有男观众,前排总算坐了两名男士,却是韩国导演。

他曾经羡慕“百老汇”大中小剧场适合不同规模的演出,如今上海也有美罗城上剧场、美琪、艺海、虹桥文化中心了,“如何创作出我们自己的音乐剧,常演不衰?上海在全国起步早,可以做得更好吧。”(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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