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上海人如何精致地“做人家”！

10月31日是世界勤俭日。地球资源加速消耗已成为全球性关注的问题，人类必须做到勤俭节约以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危机。勤俭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一种修养、一种行为与一种品德。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精致的上海人更是将勤俭节约的美德化为了引以为傲的生活技巧。

上海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也是近代城市制度的发祥地。但上海人口稠密生存空间拥挤、狭窄，也造就了他们精打细算、讲实惠、会“做人家”的特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市民文化。在老上海，说一个人会“做人家”，是赞赏他“节俭、会过日子”，换成当下的说法就是聪明消费。

“做人家”不等同于“抠门”，实际上是一种不卑不亢的节俭算计，体现了曾经深谙生活艰辛的上海人朴素的理财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做人家”也渐渐有了新的含义。

图说：上海弄堂口一景

衣：第一要义光鲜整洁

“做人家”的第一要义就是要衣着光鲜。上海女人精于生活，懂得花钱，“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这一点都不“坍台”，相反还会带来艰苦朴素的美誉。

孔明珠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在她的记忆中，童年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只要肯动脑筋，就能创造美的生活。

“我大姐的婆婆送给我家里一块‘的确良’，那个时候好稀奇的，我三姐姐没有，但是她想办法动脑筋，就在这一块‘的确良’上面裁出两件衣服来。她自己也做一件，我也做一件，虽然有点小，但是一件衣服的料子能做成两件衬衫。”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资匮乏，上海的布店经常出售“零头布”。“零头布”若买得巧，可以做成外套、短裤、马夹等等；还有一种边角料论斤卖，比如三角形的彩色织锦缎零料，聪明的上海女人用它拼出了窗帘、沙发套和被套，节约了不少钱。已经退休在家的孙扣宝阿姨记得：

“比如一种布料是六角一尺，它的‘零头布’就买四角五分一尺，而且假如这块布有一尺，常常只算你五寸，反正一段布头总归便宜你五寸不收钞票的。这样算起来，比买一件衣服便宜很多呢。”

“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那时候上海的服装店里还有一种两面穿的双用衫，一面是咖啡色的灯芯绒，一面是宝蓝色的咔叽布，一衣两穿，很快便流行开来。如果家里有工人，还可以利用平时省下来的纱手套，拆开来染成红的绿的，再织成一件纱衫，让孩子穿。同样，劳动布的工作服也能省下来，改一下让孩子穿。日子虽然艰苦，但孩子们仍然有一个温暖的童年。

80多岁的戴乐怡奶奶作为退休教师没有这样的劳保用品，但是她也有她的法子：“那个时候我儿子在上小学五年级，他选上了少先队大队长。有一次班主任要他到少年宫去接待日本来的外宾，没有漂亮衣服怎么办呢？我就把我的一件毛料灰色衣服染成了黑的，然后给他做了一件夹克衫，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去接待外宾了。后来我问他怎么样，儿子很高兴地说：接待的日本外宾是一个日本小朋友，他们两个还一起拍了照片。儿子很开心，衣服也很喜欢。”

那时候的棉毛衫裤袖口、裤脚坏了，人们一定会找修补的店家，剪下破损的部分，换上新的袖口、裤脚；有时在屁股处换一大块，有时在袖口、裤脚接上一段，还可以混上一两年。尽管平时穿得艰苦，逢年过节的时候，孩子们还是能收获惊喜。戴奶奶的女儿姚臻记得：“每年过年总归是年三十前几天我妈妈就开始张罗了，每个人都要帮我们做。妈妈在踏缝纫机的时候我就急死了，觉得妈妈怎么还没有帮我做好？我就专门坐在她边上看着做，好像想着妈妈今天一定帮我快点做好、马上能穿上的感觉。”

图说：繁忙的中央商场修理部

新衣服对小女孩的诱惑力自然不必说。姚臻说，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妈妈是怎么像变戏法一样为四个兄弟姐妹变出新年的衣服的，直到多年以后，这个秘密才解开：“过年我妈妈给我做过一件这样的衣服，是真丝的，非常鲜艳，绿颜色上面有紫的、灰的、红的花，我穿着在我们大门口拍了好几张照片。这么漂亮的衣服实际上是妈妈当年一件老好的旗袍改的。”虽然那时候没有彩色相机，但是留在那一代人心中的童年全是五彩斑斓的。女孩子从母亲、外婆、奶奶那里学到的手艺，今后全都派上了大用场。

上海的家庭主妇都精于算计，旧衣服重复利用、缝缝补补之后，也舍不得扔掉。所有的布质的衣服、破床单、被夹里，到了无法再继续使用时，她们会按线缝拆碎，刷了浆糊褙硬衬，作为自制布鞋纳鞋底的主材。

那年头男的穿松紧鞋，女的穿搭襻鞋；冬天则有蚌壳棉鞋，黑面白塑料底，三元六角一双。对多子女家庭而言，也是不小的开销，如果自己做就节省多了。硬衬是鞋面的里衬，再配上黑色“直贡呢”鞋面、黑色滚条和内衬白布。直到今天，很多老人还保留着做鞋的手艺。

孙扣宝阿姨回忆道：“我女儿生出来，我自己就给她做鞋子，我算算大概有七八种式样呢。有搭袢的，有绑带子的，有松紧鞋，有天冷的棉鞋，还有圆口布鞋。那个时候因为有了小孩老兴奋，高级酒盒子里面衬着的黄布头当初老稀奇的，我就一直藏着用来给女儿做鞋子。”

如果说仅仅是一个钢镚儿两半花，还不足以体现上海人的智慧，上海的女人喜欢摩登，最怕别人说“落伍、土气、小家子气”，再穷也要光鲜亮丽。由此催生了另一项创造发明——节约领，俗称“假领头”，这可以称得上是上海人对中国服装史的贡献。假领子的妙处在于用最少的布料维持了上海人的体面，而且洗换起来也相当方便。哈纪淑阿姨至今保留着当年做假领头的纸样，多年以来就算是搬家的时候也不舍得扔掉。

图说：各式各样的假领头

有些假领头做得非常精致，就算是系上领带也不会露拙。那个时候的男人如果能穿上妻子或者女友做的假领头，是件相当让人羡慕的事情。手巧的王桂华阿姨就给丈夫做过好几件假领头。

“我老公在办公室上班，老讲究形象的，我就买一点‘的确良’帮他做假领头。颜色要分的，否则人家想怎么天天穿这个假领头对吧？粉红的、白的、藏青的轮流穿。穿出去人家说你好看的嘛，他就说这是我老婆做的，老自豪的。”

食：精打细算不负美味

在老上海家庭里，既要抚养孩子，又要瞻养老人，一般人家还是捉襟见肘的。如果两口子都外出上班，收入能够有百把元、一百多元，已经算得上“中产阶级”；如果女性是“家庭妇女”，家里还要负担四五个、甚至六七个孩子，就只能样样精打细算。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大多数人家其实都是算着钞票过日子的。天天计算着油盐柴米、鞋头脚面，还拼命“轧”个三五元出来到银行里买“贴花”、搞有奖储蓄，一年能节约出几十元就很不错了。“做人家”，作为上海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下的常用词，其中的深意就在一个“做”字上，它真切地传递出上海人勤俭持家的禀性和对生活质量精心策划的追求，也几乎成了上海人的符号和标签。

“上海人的生活”，是作家孔明珠在作品中经常表达的主题。她本人也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即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也会一菜多吃、做出各种美味来：

“上海人日子过得精致，蛮相信品牌，比如说糟蛋，就是平湖的最好。这种糟蛋就是把鸭蛋摆在糟里面腌，慢慢的壳会软掉，当中的流黄特别好吃。做过糟蛋吃过之后，糟不舍得扔掉。人们会买一条青鱼用这个糟料来烧。那时候没有冰箱，一条鱼要分几种吃法，比如尾巴可以切下来做红烧甩水，鱼头可以烧成豆腐鱼头汤。当中一段，可以把它破开来摆点盐腌起来，过夜之后就把它浸在糟里面，糟就再次利用起来了；糟好之后拿出来清蒸，也是独具风味。”

在改革开放前，像孔明珠这样会过日子的上海人不是少数，这种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被称作“做人家”，也被人嘲笑为“小家子气”；但孔明珠认为，在经济收入拮据的年代，“做人家”并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合理的理财观念。

那个年代上海人的早餐多以泡饭为主，三分一根的油条，撕成两根或者四段，弄点酱油蘸蘸；或者是大块的红方乳腐，分成四块，一天吃一块；难得有一只咸鸭蛋，沿着熟鸭蛋的椭圆形外壳，用菜刀轻轻的敲碎，小心翼翼地切成两半或者四瓣。咸菜毛豆、萝卜干、“八宝辣酱”，都是比较放得起的“过”泡饭的小菜。

图说：售卖油条的早餐摊位

直到现在，孔明珠依然保持着多年前养成的自己制作小菜的习惯。“落市的时候买一斤毛豆，这一斤毛豆稍微过了一天了，有的饱满，有的干瘪，那就要在一斤毛豆里面把它分类。胖的毛豆把两头剪掉煮煮吃，也可以糟起来，就成了盐水毛豆；瘪的毛豆挑出来剥毛豆肉，再买一点萧山萝卜干，切成丁，炒一碗萝卜干毛豆子。”

图说：萝卜干毛豆子

老上海们总把“吃”和“做人家”紧密联系起来，比如人们常常会说“李家阿嫂真做人家，一块红乳腐要吃两顿饭”。在“吃”上面，上海人是功夫在戏外。那时没有冰箱，中午、晚上吃不完的菜肴，一般会放进“架橱”，第二天热热再吃。即便是剩菜剩饭，孔明珠家也充分考虑到食物的卫生安全，还要兼顾美观，每一顿饭都吃得慎重，吃得体面。她回忆：

“我外婆家里是一个大家庭一起吃饭，吃好总归有一点剩小菜。外婆有个习惯，就是收台子的时候剩下的菜大碗就替到小碗里、小碗替到碟子里，餐具是蛮精致的带金边的。让人有一种感觉就是剩小菜也是要慎重其事地对待它、要珍惜食物；另外，就是生活不苟且吧，哪怕是第二天过泡饭的一碟小菜，也是这样对待的。”

上海人在饮食上的节约催生了很多新鲜的吃法。上海人喜欢吃菜泡饭，隔夜冷饭加吃剩冷菜共煮，小菜也不需要了。居家最经典的菜要数咸菜炒肉丝，咸菜入味，经得起吃，肉丝算是荤腥，改善了伙食，全家一起吃，不像红烧肉那样大开销，还可以作为面的浇头。逢年过节或者有客人来了，待客的上品菜肴便是带鱼。周月珍阿姨回忆：“那个时候大点的带鱼三角一分一斤，三角五分的就是很好的了，不舍得买。平常有客人来吃什么？一角五、一角八的带鱼，也蛮鲜的，老小已经晓得了，算开荤了，买回来烧烧它，天冷的时候摆点萝卜丝烧烧，味道蛮好的。”碰到这个时候，上海人经常会冒出一句：“感觉不要太好哦。”

图说：老弄堂里的居民

物尽其用，是老一代上海人的普遍态度。上海人在饭店打牙祭，从来不铺张，吃不完的一定要打包。办酒席的时候，客人一定要把走油蹄髈留下，让主人带回。如果单位食堂里有馒头供应，就买几只回家哄小孩。甚至在外面吃鲜肉汤团的时候，只吃汤团皮，留着鲜肉馅带回家，放几棵菜心一煮，就成了一道菜心肉圆汤了。当然，这些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并不会拿到外面去宣扬。

上海人要的是体面，即便是在最贫穷最艰苦的年代，带孩子去最好的餐厅消费也是有的。与其说是去吃饭，不如说是去开眼界。孔明珠回忆：

“我爸爸孔令境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民主人士，那个时候文化俱乐部有‘红派司’，可以每个礼拜进去吃饭。我们点得老少的，妈妈点一份蘑菇鸡丝面，就吃得很好。爸爸给我点一份吃的，还允许点一份甜品，我就点冰淇淋，吃得老开心的。”

住行：自己动手别出心裁

上海的女人善于持家，上海的男人也不赖。那时候，节能的八芯煤油炉也是自己用废旧马口铁罐头敲出来的；三角铁可以焊成金鱼缸；旧铅皮敲成台式八瓦小日光灯的灯罩和灯座。弄堂里到处可见上海男人在做木工活，刨花随风轻扬——喇叭箱、小菜橱、床边柜、写字台、沙发，就这样做成了。作为一家之主，打理房子，让一家人住得舒服的任务就自然而然落到了男人头上。

潘彩云和李明强是夫妻，如今他们俩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夫妇俩辛苦半生，现在终于拥有了一套满意的住宅。回忆起当年住在阁楼的岁月，两人都感慨万千。

“因为房子小，一个要利用上面的空间、一个要利用地面空间，那么我们这个床为只好用铺板，不好用棕绷。板与板之间塞好，下面可以摆脚盆，摆包裹、箱子什么的。要拿东西是便当的，一块块铺板掀开来；可是拿好铺板要还原就困难了，晚上睡觉这儿鼓那儿鼓不舒服。所以后来每次老当心的，好好地理理看，听听没有声音了，上面再铺席子、棉花胎和被单。这也是逼出来的。”

住在三层阁楼里，最困难的就是用水问题。无论是洗澡还是做饭，都要把干净水从楼下提上来，再把脏水提下去，非常不方便。他们家不敢买洗衣机，因为排水是个大难题。那时候的上海，和李家夫妇住房条件类似的家庭有成千上万，于是市面上很快出现了一种上排水的洗衣机，它一时成了家电市场的宠儿。

“起先搞不懂啥叫上排水，后来知道没有下水道可以拿到上面水斗里面来弄上排水，于是马上就决定买。为了买这个‘上排水’，在金陵东路申花洗衣机门店排队排了个通宵。买回来以后觉得生活真是得到了改善，觉得自己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图说：上排水洗衣机示意图

上海有句俗语是“不怕家里天火烧，就怕路上跌一跤”，说明了体面的重要性，那时候家里有一辆自行车也是富裕的象征。当时，谁家门口停一辆坚固无比的十八型凤凰锰钢牛皮鞍座自行车，比今天停一辆奔驰轿车还来得风光。很多人省吃俭用，就为了买一辆自行车。当时的有轨电车，票价按乘坐远近来分分别是三分、六分、九分、一角二分；无轨电车是四分、七分、一角和一角三分；汽车为五分、一角、一角五分和两角。一辆自行车至少也要一百多块，为了攒足这笔钱，很多人步行了半年以上。

自行车对于一个家庭，特别是男人的意义更加重大，上下班、接送孩子都靠它。有了自行车后，上海男人必定要学会自己保养修理，比如换胎，给轴承上牛油之类。换下来的内胎，要留着补胎用；多余的可以做木拖板的鞋帮，也可以切成橡皮筋。外胎可以打鞋掌。一个男人要是没有自行车，有时候会对他择偶造成一些障碍。

买一辆自行车，对于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来说确实是笔相当大的开销，不过，这样的问题难不倒聪明的上海人。陈月芬阿姨说：“我先生就去南京路中央商场买自行车的零件，大概半个月，一部女式的二十六寸自行车他给我装起来了，那个时候踏来踏去老神气的。”

图说：市民从中央商场淘来零部件自己装配起一辆自行车

人的节约秉性当然也影响了孩子。在多子女家庭，老爸得学会理发，星期天依次给孩子们理发。孩子的课本也用过期的挂历包封皮，草稿纸有专门的纸品店供应。从印刷厂出来的纸边，两三寸宽，三五分能买一大叠，可以用上一个学期。拆开旧信封翻个身再糊成一只新信封，或用旧挂历做成钱包——“做人家”是上海人处世和理财的“祖训”，上海开埠以来即被运用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老一辈上海人的“做人家”也是要斤斤计较的。余秋雨在他的《上海人》一文里写道：

“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异。”

时光流转，今天的上海，或已成为整个中国物质富足的代名词。然而，老上海这种对物质消费的审慎精神，如今看来仍显出难能可贵的别样风骨。当我们重新审视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不禁想起近年来流行的绿色环保理念。时代在变迁中或许又在轮回，也许我们不能再复刻“做人家”的年代，但勤俭节约的品德一定会以不同新方式在这个智慧时代不断继承与发扬。

作者：王戎、张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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