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望乡之情”

　　在《报人赵超构》首发的日子里，我特别想念一个人，赵超老四个子女中最小的女儿赵刘芭。

图说：1989年，赵超老与后辈在书房合影留念。左起：二女婿陈舜胜、大女儿赵静男、二女儿赵刘芭、成都表侄女尹林夫妻俩

　　在《报人赵超构》首发的日子里，我特别想念一个人，赵超老（新闻界对赵超构先生的尊称）四个子女中最小的女儿赵刘芭。因为她父亲赵超老的缘故，我与她建立了深厚的姐弟情谊，可惜她英年早逝，竟未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悄然翻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虔诚地在书前案头点上一柱清香。此时此刻，我笃信，在遥远而寂寥的天国里，刘芭姐一定在捧读这本关于她父亲的书……

　　（一）

　　赵超老出生在我老家浙南山区那个叫梧溪的小山村，我的大爷是与他穿开裆裤一起玩的儿时伙伴。按照老家族亲的排辈，我应管赵超老喊表叔，因而我与刘芭姐相识后，我们便以姐弟相称，因她生活在上海，有时又习惯称她“上海阿姐”。刘芭姐长我七八岁。赵家四兄妹，刘芭姐最小。她的一个姐姐两个哥哥都是在文成老家珊溪外婆家出生，只有她出生在大上海。1955年，赵超老中年得女，视她为掌上明珠。

　　刘芭姐小时候乖巧可人，她父亲一下班就逗她玩；一有时间，就捏着她的小手到外面弄堂口转悠。刘芭姐对我说，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父亲大热天午休仰天躺在凉席上，她撩开父亲的汗衫露出鼓鼓的肚皮，用小拳头在上面当大鼓敲打。当时的父亲喜欢摄影，习惯随身携带相机，她成了父亲义务的“小模特”，很小的时候，她就很配合，会摆各种pose，拿刘芭姐的话说，就是“臭美”。每当休假，赵超老出门必备“两大件”：一是宝贝相机，二就是宝贝女儿小刘芭。从小到大，父亲给她拍了不少照片，为其保留了纯真的童年时光与青春岁月……

　　在刘芭姐的印象中，父亲似乎很忙，成天不着家，很少有空闲给他们兄弟姐妹买礼物。小时候她还怨恨过他。到了晚年，与他相处多了，才慢慢地理解他。她说，儿时父亲只给她买过两次礼物，那是两本书，一本是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诗配画。父亲是郭沫若的崇拜者，这本书父亲也喜欢，偶尔也拿过去翻翻。另一本她记不住书名了，是一本关于热带生物的书。她说，这两本书，她整天像宝贝一样抱在胸前，睡觉也搂在怀里。

　　刘芭姐人长得清秀，年轻时是“美人胚”，她喜欢往后扎拢头发，有着上海大家闺秀的潜质与涵养。1972年她到上海郊区上山下乡，后来考上华东师大地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水利局工作。我与她认识时，她父亲已过世，她调到《新民晚报》新闻研究室工作，参与编辑《赵超构文集》六卷本。她也写文章，我曾在“夜光杯”副刊上，看到过她写的《张恨水与〈延安一月〉》。

　　刘芭姐与大哥东戡先生一起生活。大哥年长她20岁，因身体原因，终身未娶，无子女。长兄如父，赵超老生前曾有过安排，让刘芭姐“赡养”大哥过老。在赵家兄妹中刘芭姐最活跃，在我的印象中，她似乎是赵家后人对外的“发言人”。她十分敬重哥哥东戡先生。那年她与大哥回乡出席纪念活动，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安排她与大哥同住一个套间，以便照顾年迈身体不大好的大哥。我还发现，什么事与刘芭姐商量，她最终都得征求大哥的意见，她经常将“我大哥这么说了”，挂在嘴边。

图说：2010年，赵刘芭（左）在父亲故居前合影。右为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文史委主任龚心瀚。富晓春摄

　　（二）

　　2003年的阳春，我陪刘芭姐回文成老家作“寻根之旅”。记得那些天阳光特别的温暖，到处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气息。她身穿白衬衫，外套黑底黃色横纹花的马夹，肩上挎着一架单反相机，风尘仆仆，俨然是一位奔赴一线的记者。我陪同她到龙川、梧溪等地转悠。老家的乡亲见来了上海客人，纷纷围拢过来看热闹。不想现场来了几位老人竟口出恶语，当着刘芭姐的面，指责赵超老1958年到温州而不回文成老家，有悖乡情。

　　刘芭姐文成方言虽不能言，但却能听懂。她第一次听到有人当面指责父亲，心里难过极了，当着我的面伤心落泪。当天晚上，我们在宾馆大堂一隅小坐，一杯清茶，第一次敞开心扉畅谈。她为父亲打抱不平，说家乡人误解他了。其实她父亲是一位对故乡怀有特别感情的人，一生充满着思乡的愁绪。在刘芭姐懂事起，父亲就教她文成方言与温州童谣，她有了孩子后，他又教外甥牛牛学。到了晚年他最喜欢的，还是儿时在老家吃过的盘菜与鱼生。文成、瑞安等家乡人来上海，他都热情接待，用家乡方言与他们对话。她母亲的娘家人来上海特别多，他留他们吃饭住宿，从来没有不耐烦。

　　1957年春末夏初，她父亲奉毛主席之命回家乡采访，写下了长篇通讯《我自故乡来》。他到了温州、瑞安而未回文成“过家门而不入”，纯属“迫于无奈”。当年在文成老家的亲戚，大都打成“黑五类”，还有文成是个小县，很难采访到适时的新闻，当时他身负特殊的政治使命，对此不得不有所顾虑。他一直想回家，后来在散文《望乡之情》中旧话重提：“1958年后，至今又已二十多年了，虽然多次动念，再回故乡看一看，迄未如愿。我想，总会有机会完成这个愿望的。”

　　她还谈到，虽说父亲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回去，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家乡的人和事。故乡是父亲梦绕魂牵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他两次安排她母亲刘化丁回家省亲。第一次在1971年，第二次是1973年，同往的有她，还有姐姐静男的两个孩子刁爱光、刁寅午。她们先后拜访了瑞安屿头赵宅、文成龙川故居等，历时半个多月，大部分时间在珊溪外婆家。当时老家的生活极度困难，吃的是清一色的番薯丝，到小溪洗衣与村童嬉戏打闹的情景她一直记忆犹新。

　　此前，我向刘芭姐多次表示要写写她父亲，她均持反对态度。她说，她父亲生前最反对有人给他树碑立传，我们不能做有违他老人家意愿的事。我见她态度坚决，便不再提起。以上这件事发生后，刘芭姐彻底改变了初衷，一反常态，嘱我要多写写她父亲。她说：“倘若再不写，有些事以后更‘讲勿灵清’（文成方言‘说不清楚’的意思）。”

　　也就在那一次，我们在梧溪她的表哥富尧波家里，意外地发现赵超老青少年时期的老照片，后来我对老照片进行考证，写了《赵超构：老相片背后的旧事》。她从《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看到这篇文章后，很是赞赏，当天给我打电话，说就这么几张老照片，你就能写这么一篇，了不起。谢谢我为她父亲释疑。嘱我以后要多写。我说，我要为你父亲写一本书，她说好啊，她一定全力支持我。

图说：1984年，老家在上海召开恳谈会，赵超老应邀出席并发言。刘显佑摄

　　（三）

　　2008年前后，文成老家为筹备赵超老诞辰100周年，决定：一是修葺出生地故居，建立赵超构陈列室；二是修建赵超构文化广场，雕塑全身坐姿铜像。老家有关方面让我先向赵家通报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当时，我已着手写《报人赵超构》，与赵家后人尤其是刘芭姐联系频繁。她向我提供有关她父亲的材料，其中包括手稿、剪报、图片等，有关她父亲的新著出来，新近有什么动向或线索，她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家里收藏的《赵超构文集》《未晚谈》等版本，都是她题赠从上海寄过来的，她知道我收藏签名本，还在扉页上加盖著名篆刻家王个簃为她父亲所刻的钤印。

　　那几年，我跑得最多的是上海，每次都要特地安排时间到赵家坐坐，或与他们一起吃个饭。我与赵家兄妹包括远在哈尔滨的静男姐，无话不谈，聊乡情，聊家常，更多的还是聊赵超老。我向赵家通报情况后，刘芭姐当即表示支持，她还风趣地说：“这是让父亲回家乡的最好方式。让父亲‘回’家乡，到时你再写一本书，这样父亲就可以在家乡‘安居乐业’了。”

　　为此事，赵家开过好几次“家庭会议”，还征求过丁法章、张林岚、白子超等有关人士的意见。刘芭姐还专门带我和老家有关部门领导拜访过张林岚先生。刘芭姐提出，依她的话说，这也是大哥东戡先生的意思，不要商业操作，出生地故居的12户人家———大都是赵家亲戚，最好不要搬迁，不能因为她父亲的事而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刘芭姐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赵超老陈列室里的每一张照片，她都精心挑选；赵超老的坐姿铜像，先画出肖像，她亲自把关定夺。在刘芭姐的积极推动下，赵超老的摄影作品首次在文成老家展出。她精心挑选的28幅山水人文摄影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生活现实和历史风貌，显示了赵超老独特的艺术追求与造诣。

　　赵超老出生地旧居与赵超老文化广场，在2010年5月赵超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刘芭姐与她大哥东戡先生对文成老家保护赵超老文化遗存与弘扬赵超老的报人精神，表示十分赞赏。在启动仪式上，刘芭姐代表家属讲话，她满怀感激地说：“父亲的铜像塑得很逼真，出生地梧溪故居很亮堂，父亲终于和我们一起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人们没有忘记父亲这位大山的儿子，帮助他完成了回家看一看的心愿，为他营造了一个温暖舒服的家！”

图说：本文作者（左二）与有关领导到赵刘芭（左一）家访谈

　　（四）

　　多年来，赵家后人对我写书的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刘芭姐生前曾答应过我，将家里有关赵超老的照片给我，作为《报人赵超构》一书的插图。她还说，将父亲的文化遗存交给文成老家，是最好的归宿。一开始她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整理。后来，正当她准备着手这项工作时，她又生病了，我不好催她，更不忍心催她，此事便一直搁置着。

　　2014年5月，病中的刘芭姐将赵超老1095册（种）藏书及部分遗物捐赠家乡的文成县博物馆，没有任何仪式，在她家中悄悄交接。此时的她已病入膏肓，脸色苍白，人非常虚弱，她知道来日不长。她将我单独领到楼上一个房间，她有点伤感地说：“晓春，我可能看不到你写的书了。我没什么留给你。我挑选了几本父亲的书，可能对你写书有用，留给你作个念想吧。”

　　听了她的话，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喉咙也哽咽了，半晌说不出话。她见我伤心，便别过脸去，从书柜上拿出几本事先准备好的留有赵超老遗迹的书，塞到我的双肩包里。记得其中一本是丰子恺先生的译作《石川啄木小说集》，是丰先生当年题赠赵超老的，扉页上还留有丰先生的一枚钤印，倍感珍贵。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芭姐。在她面带微笑的背后，我分明看到了她对生命的渴望与无奈。她微笑着的形象，如同雕塑般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人生变数不可预测，生命的坚韧总与脆弱结伴而行。没过几个月，她就在上海传染病医院病逝。

　　我是事后在报纸上获知噩耗的。当我心急火燎赶到上海时，发现赵家已归于平静，一切如旧，房间里的摆设依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似乎女主人刘芭姐从未曾离开过。她年迈的哥哥东戡先生，还有她爱人陈舜胜教授热情地接待我。最心疼的是东戡先生，本来刘芭姐是要“赡养”他过老的，不想却先他而去了。他们平静地向我讲述着，指着房间里每一件刘芭姐留下的摆设或物件，喃喃地说“这是她最喜欢的”，“这是她从国外旅游带回来的”，我泪眼婆娑，难以自抑。

　　刘芭姐过世两年后，《报人赵超构》付梓在即，我突然接到陈舜胜教授的电话，嘱咐我务必到上海一趟。当我一路风尘，出现在陈教授面前时，他从柜子底下搬出一个纸板箱，足有三四十斤重，上面写着几个字“父亲老照片”，我一看便知，那是刘芭姐用美工笔留下的墨迹。陈教授说，这是新近整理刘芭姐遗物时发现的。她最后一次上手术台，没想到会就此离去，很多事都来不及交待。

　　原来患病期间，刘芭姐一直在整理她父亲的老照片，她经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直在默默地兑现着对我的承诺。她将照片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相册里，足有十几本。每一本相册就是一个专题，有些照片的背面还作了标注或文字说明。我这次收入《报人赵超构》书中的234幅照片，大部分选自刘芭姐留下的“纸板箱”。没有她这些珍贵的照片，这本书会失色很多。

　　打开《报人赵超构》一书，看着书后与刘芭姐的合影，回忆起与她交往的种种场景，我泪如泉涌……人生就像一趟单程列车，途中随时有人下车，但有些人的遇见，却注定要在你的人生历程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刘芭姐于我于家乡，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在《报人赵超构》一书的跋中说，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是对刘芭姐最好的怀念！我谨点上一炷清香，捎上这本关于她父亲的书，祈愿在天国的刘芭姐有此书相伴，并一切安好！（富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