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在“夜光杯”写“我”

　　陈忠实是“夜光杯”的老作者。1995年，他与陕西作家京夫一起，联合开设“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专栏，写写自己那些难忘的初体验。其后的二十年间，陈忠实为“夜光杯”写了几十篇文字，也为喜爱他的读者，打开了了解他生活、思想的一扇窗。特别的日子，旧文重读：一篇是他在晚报的“第一次”，另一篇，是他说说“我”。

　　最初的晚餐

　　陈忠实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三十出头，在公社（即现今的乡政府）学大寨正学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即省作协）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便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回答说接待人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作陪的名单，是因为我在《陕西文艺》（即《延河》）上刚刚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接待作陪的人员组成考虑到方方面面，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几棵大树都被整垮了，我怎么也清楚我是猴子称王的被列人……

　　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钉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39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个5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对象第一个便瞄中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粗细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样俊气且不论，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衣帽邋遢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7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地区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哔叽料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的衬衣上的补钉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工作组）经过一番认真地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点，而且再三点示我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整个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我最后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区公共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又是从头到脚的一番审视，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组员英雄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点示我不能马虎穿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大家都首先考虑国家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儿都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只记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约长我十余岁。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她挨我坐着，我总是由不得看她的红嘴唇，那么红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单个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

　　那顿晚餐散席之后我累极了，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

　　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自然不再为一件衣服而惶慌奔走告借了；再说，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了；还有，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被割削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红嘴唇已经灿若云霞红如海洋了。

　　（原载新民晚报“夜光杯”1995年1月3日）

　　说“我”

　　陈忠实

　　说“我”，不是说我本人，是想说“我”这个字的读音。更确切地说，是陕西人对“我”字的读音，自然也是我对“我”字的读音。

　　先从我自己的遭遇说起。记得年轻时第一次出潼关也出陕西界，就发现不妙，和人初识开口说话，发现对方眉头一愣，眼神里掠过一缕惊诧，初以为自己行为举止有不得体之处，却一次几次反省竟查纠不出，后来才发现概出于对“我”字的发音。及至生人初交之后变成熟人，乃至成为可以坦然直言的朋友，他或她在听到我说“我”时不仅不愣神不惊诧，反倒跟着我模仿起“我”的发音来。初学自然都不顺口，也不像，发出既不像普通话里“我”的读音，也不像陕西话里“我”的读音，他或她的怪怪的读音，惹得自己笑，也惹得我笑。

　　他或她笑一回乐一回也就过去了，分手之后便忘记了。在我却很难忘记，似乎有一种说不大清楚也说不准确的东西潜存在心头。这种事情多有发生之后，我意识到以“我”字的奇特发音为典型特征的关中话，在别人——他或她听来可能是新鲜的稀罕的独特的，也有一分可笑或滑稽的意味。由此我试图说普通话，避免给人留下口语的滑稽和可笑。且不说我的普通话说得靠谱不靠谱，麻烦在于说不到三句五句，无意识间又返回到陕西关中东府的发音了，再要纠正回到普通话，连自己都觉得别扭了。有几回强迫自己坚持说普通话，相信说多了也许就顺溜了，却发生一种致命的障碍，说着普通话的时候，严重影响表述；许是总想把普通话说得像普通话而分散了注意力，往往影响表述，不单形成结结巴巴话不连贯，而且把准确的意见表述得含含糊糊；搞得自己出汗倒在其次，而不能说出想说的意见，是令人很丧气的事，尤其是那些诸如会议或电视台颇为庄重的场合……我后来便决定还是说关中东府话，何必活受洋罪。我也警惕一点，把关中地方话中那些太生僻的词汇和太怪异的发音尽量避免，譬如水字，我的家乡口音说成土匪的匪音，改为普通话里的水的发音却不难。我并非抱残守缺，说话总以让人听懂完成交流为目的。然而，这个“我”的发音却始终难改，在于别人能听明白所指，只是觉得读音有点好笑罢了。

　　我就依着跟父母学会的“我”的发音或读音，一路说下来说了几十年，到后来经见的他或她的惊诧以及学舌的事太多了，反倒不在乎了。记不清是近10年前的那一天，又遇到一位跟我学舌“我”的读音的朋友，记不清是他或她，却肯定不是陕西人。他或她在挺认真地学我说“我”的时候，却不无逗趣的轻松，想让他或她发出稍微像样的“我”字的陕西读音，比学外语还难。着急处，我的脑际突然冒出以我字为偏旁的几个汉字来，诸如饥饿的饿，鸡鸭鹅或天鹅的鹅，小飞蛾的蛾，嫦娥的娥，吟哦的哦，巍峨的峨，莪蒿的莪，还有俄罗斯的俄，这些任谁都不陌生的以我字为偏旁组成的汉字，都读作我所发的“我”的读音。我便自然推想到一个简单的事理，发明并最后确定下来的如上这些以我字为偏旁的汉字，最初是以陕西人对“我”的读音确立“俄、饿、娥、峨……”等字的读音的。我便玩笑说，创造这些以我字为偏旁的汉字的人，肯定是陕西人的一位老祖宗。于是，我对那些跟我学舌说“我”读音的他或她说，别学舌了，其实你早就会跟我一样发“我”字的读音了，你会说俄罗斯会喊肚子饿会形容山势巍峨更感动过嫦娥奔月，你就会发出和我这个老陕一样标准的“我”的读音了……他或她当即停止嘻嘻着的学舌，发现自己真会说出陕西人的“我”的读音，甚至不无感慨，老祖宗当年造汉字的时候，敢情真是以你们陕西人的“我”的发音为准的？我便骄傲一回。

　　我还是无意识发现，构成陕西三大板块的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和秦岭南边的汉中盆地，不仅地貌、气候、风俗差异很大，说话的口语也截然不同，陕北有几个县的纯地方话，在我能听懂六成就不错了，而陕南汉中盆地的语言已经九分类似四川口音。然而，对于“我”的读音，这三大板块的人却是十分一致。我曾玩笑说，许多许多年前划定陕西省辖地图的人，大约把对“我”的读音也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因素吧。不管以放牧为生存依托的毛乌素沙漠，不管以周秦汉唐等十余个大大小小王朝立都的关中，还是一派江南风韵的汉水流域的安康和汉中。对“我”的一致读音，便打上了老陕的标志性印记。

　　我也有意无意地发现，我的儿女在家里和我用家乡话闲聊的时候，突然接到手机电话，立刻便调换成普通话的频道了。到我的孙子，无论大的或刚刚学说话的小家伙，都是一口普通话，这是从上幼儿园再到上学练成的语言，陕西人对“我”的读音，已经从他们的口头完全消失了。我便生发出一缕无可如何的心结，老陕对“我”的读音，在我们家即将终结，我无疑成了还不改口的老陕说“我”的“最后一个渔佬”。

　　（原载新民晚报“夜光杯”200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