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留声机

　　闲话留声机

　　刘蔚

　　自从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这项让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传播和交流成为可能的伟大成果，便通过中国当时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传向全国各地。国人不久便发现，留声机和唱片不仅具有娱乐功能，而且在保存民族文化、语言教育、开展救亡图存运动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到上世纪30年代初，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唱片公司美国胜利和英国百代都在上海建立了唱片工厂，与本土品牌的大中华唱片一起，三家工厂1932年的唱片产能达到540万张。上海形成了当时在亚洲独领风骚的音乐文化产业。德国学者史通文的著作《在娱乐和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对从晚清到抗战全面爆发这段历史时期上海的留声机、唱片产业的发展兴盛作了梳理，有很强的史料性，也不乏趣闻。

　　1889年8月，爱迪生寄了一台留声机送给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非常高兴，让儿子李经述回信表达谢意。于是，李经述在天津衙门用英文给爱迪生写了封信：“我父亲命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认为您是这个世纪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父亲早在您的礼物使我们得以直接交往之前就听说了您的大名”。李经述还热情地向爱迪生发出了访华邀请。显然，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先驱，李鸿章对爱迪生的这项创新发明颇有兴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国父孙中山先生则很快地意识到留声机在唤醒民众、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发挥的教育作用。那是1924年，年轻的《中国晚报》成立了留声机部。该报负责人沈卓吾在中国留声机公司（后并入大中华唱片公司）技师的陪同下，于1924年5月前往广州，一方面他准备请孙中山制作录音以宣传他的革命理想，一方面希望借此扩大《中国晚报》的影响力。在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宣传部长戴季陶的牵线搭桥下，5月30日，孙中山欣然来到南堤的俱乐部，他站到录音话筒的前面，朗读了宣扬他革命思想的文稿，勉励国民，告诫同志，共灌制了六张唱片，其中四张为国语，两张粤语。这六张唱片在国内外销售得非常好，也让沈卓吾的《中国晚报》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留声机公司一炮打响。

　　有意思的是，留声机和唱片也使蒋介石产生了兴趣。1923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与第二任妻子陈洁如在香港访友。一天他们在朋友李先生家吃饭，饭毕，李先生请他们欣赏他刚买的最新型号的胜利牌留声机，播放了多张唱片，蒋介石最喜欢的是古诺的《圣母颂》与舒伯特的《圣母颂》，听完还特意问了这两首乐曲的名字，并记到了自己的小记事本上。

　　各家唱片公司生产的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的唱片最受大众欢迎，谭鑫培、梅兰芳的唱片尤其受到青睐。著名京剧老生马连良不满意北京制作团队给他录制的唱片，干脆自己出资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灌音制作社”。他在紧挨自己家的一个胡同里搭建了一个私人录音棚，从美国和德国买来技术设备，请了一位美国工程师负责录音，首先为自己灌制蜡板，然后与上海的一家唱片厂合作生产唱片。马连良建立私人录音棚，在京剧名伶中独树一帜。

　　1937年2月，史沫特莱与翻译吴光伟（吴莉莉）来到延安。不久，她让人从上海寄来留声机和唱片，组织起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将领们参加的舞会，被称为“周六”舞会。红军在战斗中也缴获过留声机。在延安工作生活的美国医生马海德特意在1937年春写信给斯诺，请他寄一些“工人歌曲唱片”到延安。1940年，延安成立了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3月，他从莫斯科带回来一部广播发射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同年12月30日首次播放节目。电台有一台留声机，但没有唱片。于是，毛泽东将自己的二十多张音乐和地方戏唱片提供给电台。据说，延安广播电台播放过在上海流行的歌曲《渔光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