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我认识任溶溶先生

　　小编的话 陈丹燕说，任溶溶先生翻译的那些优美有趣的书，是自己精神上的维他命，他的为人更是温暖。

　　我认识任溶溶先生

　　陈丹燕

　　我认识任溶溶先生，也许是在小学。当我从同学处借到一本苏联时代的儿童小说，书已经被翻得破烂不堪，里面有盖达尔写的《铁木尔和他的队伍》，至今我都还记得那些生机蓬勃的斯拉夫男孩子们，他们带着强烈的苏维埃式的乐观，积极和世界大同主义。我觉得自己如那个小说中追随他们的小姑娘一样，向往有理想的未来。这本小说就是任溶溶先生翻译的。

　　再后来，是意大利的，《木偶奇遇记》，如果你说谎，你的鼻子就会变长。这是我学到的重要人生一课：对谎言暴露无助的耻感。这本书也是任溶溶先生翻译的。他早年研习英文，因为也向往世界大同的理想而学习俄文，1947年他就开始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因此，他还自学了意大利文与日文，《木偶奇遇记》就是直接从意大利语翻译而来。甚至，他还是我的校友。

　　当我24岁时，作为一个尚在实习期间的译文编辑认识他，才知道他为人有趣，热爱美食，最喜欢吃大肠，最喜欢小孩子，最喜欢开玩笑。

　　我还记得去他办公室取稿件，他桌上堆满抄写在方格子稿纸上的翻译小说，或者诗歌。他不光是勤奋的翻译家，还是《外国文艺》杂志的重要编辑。这本杂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刻影响了年轻中国作家的文学观。

　　他口音里有明显的广东腔，他似乎气管敏感，所以站得近了，能听到他喉咙里呼哧呼哧地响，好像手风琴的风箱。要到许多年后，他九十三岁了，因为肺部功能缺失住进医院，我去医院看他，告诉他，我就要去意大利了，就要去《木偶奇遇记》的故乡了，那是托斯卡纳的一个名叫皮斯托亚的优美小镇。我才知道，他是敏感体质。我至今都记得他坐在《外国文艺》编辑部办公室里的样子，手指间夹着一支纸烟。这是一个用他的翻译帮助我建立了自己世界观的人。那天他介绍一个青年与我认识，我们是同校的同学，这个青年就是日后翻译《哈扎尔辞典》的翻译家南山。而《哈扎尔辞典》是我最喜欢的二十世纪欧洲小说。

　　任先生一直都心肠柔软，待人温暖。即使在他要依靠氧气面罩呼吸时也未曾改变。他认出我以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看你的文章，明月二三事，你越写越好了。我真高兴。”我不敢说什么，只是笑着，因为怕眼泪会突然落下来。他说到自己有福气，因为他的孩子是孝子，让我想到自己的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我爸爸也一直用最后的力气夸赞自己家的孩子真是孝顺。他们为人真是温暖。

　　当我少年时代读他翻译的书时，他好像一直都在那里，就好像这个世界里的太阳和月亮一样。但任先生并不是好好先生，有一次一起在车上，穿过上海大拆大建时纷乱的马路，我问任先生说，“大概乱世就是这样的景象吧。”任先生说，“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些牺牲品。这个时代，也许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注定要做牺牲品的。”

　　他这样的牺牲品却营养了我这样的作家。所以，在这个初夏宁静的清晨，我在纸上向任溶溶先生致敬。

　　谢谢你，任溶溶先生，你翻译的那些优美有趣的书，从《安徒生童话》，到EB怀特，以及意大利童话与俄罗斯小说，它们是我精神上的维他命，维持了它的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