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上海

　　小编的话 上海其实已经创造了一种取东西方之长而混杂的生活模式，学会了契约、规范而避免了冷漠、寡情。

　　于坚：上海

　　于坚 文/摄影

　　有只猫在黄昏的余光里翻着一个垃圾箱里溢出来的弃物，白毛，眼神迷离如某位弃妇胸前哀怨的钻石。这是徐汇区的一段路，有些路段年久失修，有些路段正在施工，仿佛刚刚被想起来，你得磕磕碰碰地走，要注意绕开那些停在人行道上的自行车或者正在躺椅上半闭着眼睛的睡人——街道是家的延伸部分，这种风俗使得街区不那么冷漠。

　　马路并不宽，声音大些甚至可以边走边聊。有兴趣的话，还可以与某位坐在前洋行门口的石阶上摇扇子的住户聊上两句，他告诉我走到第三个弄堂就转进去，里面藏着家卖老鸭汤的私家小馆。有人推着瘪了轮胎的单车在街道上走，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一辆奥迪停下来，让他先过。不时遇到花园，铁栅栏后面藏着些彩色玻璃。铺面，有时一连串的，卖蔬菜水果，炸糕油条香烟……对于我们时代来说，人生是无休无止的前线，而这些旧街区却是大后方，慢吞吞地，懒洋洋地，暮色的节奏。

　　我不是上海人，但我来逛大上海相当早，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青春勃勃的一天，我终于站在上海街头，发现除了多出些标语，上海的外表依然与旧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到上海去”，曾经是上世纪中叶的一种中国时髦。过去了四十年，是的，这一带还是那个老上海。虽然已经拆掉了那么多，剩下来的还是那么多。我本以为在这个大拆迁如洪水席卷中国的时代，这样的老旧街区只是凤毛麟角，汗淋淋地走了一小时，一条街还不到头，仿佛是逆着世纪往回走，越走越旧，越安静、亲切，仿佛外祖母们就坐在弄堂口了。我16岁去昆明郊区一家工厂当工人，那个工厂的师傅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师傅也是上海人，他们叫他排骨，他总和他老婆打架，他把我的名字坚的音发成皆。油漆工徐师傅长得像个厨娘，已经四十多岁了，她在闸北区一个弄堂里长大，眼睛因为小时候老去望天窗玻璃外面的云导致了斜视，十年，我无数次听着她一边给一个个三环链刷漆一边讲她的上海故事。杨树浦发电厂的王孝和，是她邻居的工友。她是一位工厂祖母。记忆汹涌，仿佛上海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哦，那么强烈地想念着这些红色的上海师傅，他们像拼命三郎一样干活，生产的产品拉走了数千卡车。

　　另一个弄堂口，年老的门卫光着上半身窝藤椅上冲瞌睡，绘着水墨山水的扇子掉在一边。又是一个弄堂口，支着一个烧饼炉子，耽在黑糊糊的炉口边缘的饼子永远是黄生生的，散发着芝麻香味，咬一口，蓬脆。两块钱一个，买上两个，再加上一碗豆花，管饱，这意味着，二十块钱就可以饱一天。而在这一带，随便一个居民都可能是千万富翁，房价近10万元一平米。但对许多居民毫无意义，卖了这房子，老态龙钟的，又去哪里结交芳邻？在一家只有五张桌子的小店里，卖野荠菜馄饨，从上午9点到晚上8点，座无虚席。一家拍卖行在卖旧家具，钟表、瓷盘、雕塑什么的。旧书店！在中国已经寥若晨星，永嘉路居然有一家。另一家摆着些从乡下淘来的画栋雕梁、土碗、盐巴罐子……总觉得普鲁斯特或者乔伊斯正在某个亭子间里写着呢，这是一个细节堆积如山的地方，乔伊斯们可写不出来。

　　上海开埠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是尼采之后的冒险家，他们与利玛窦那一代人不同，那些老传教士带着关于上帝的观念而来，只留下一个个墓冢。新一代的冒险家是为了寻得生活的乐园而来，他们留下了生活方式。一栋栋房子一张张餐桌都在炫耀，我家祖先是这样生活的。这一点正与崇拜并热爱生活世界的中国传统暗合。旧上海不是观念之城，而是生活之城。冒险家们决定永远在这个地面住下去，传宗接代，因此盖房子绝不敷衍了事，精雕细刻，坚固无比，还加入大量中国古典建筑的元素。从前造房子，不敢仅仅实用。不仅实用，更要美，这似乎成了建筑业的行规。美总是在等待浓妆艳抹褪色，美喜欢素面朝天。好在，各种生活的优点都可以接纳吸收。结果，旧上海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城市。历史学家也许从未意识到，旧上海其实已经创造了一种取东西方之长而混杂的生活模式，学会了契约、规范而避免了冷漠、寡情。地铁已经穿过这个地区，在崭新的车厢里，有时候可以遇到一位老克勒，靠后默默地站着，这位生活大师对这个土豪滚滚的新世界有点不屑，穿着西装短裤、牛津尖头皮鞋、裤腰带上拴着一块雕龙玉牌、后裤袋塞着一块擦汗巾，叠成方块，在口袋的边缘露出刀切般的一截，仿佛来自一个遥远的马戏团。

　　这一带门庭冷落车马稀。游客都涌向南京路、外滩去。在外滩，很难想象上海是一个现代化已经进行了近两百年的城市，以为上海不过某种更年轻的纽约。这也很好，这种遮蔽保护了徐汇区安静古老精致的正常生活，令我这个贸然闯入者得以在无限感伤中，找到一家本帮菜馆，独占一坐，慢斯条理地享用着一碗葱油面和一盘丝瓜面筋，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