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维周年祭

　　君维周年祭

　　吴承惠

　　一年容易又秋风。这是我小时候学写作文常会引用的诗句，现在忽然又想了起来，是去年也是这酷热方消微凉初见的时候，先后有两位朋友（一位就是陈子善先生）告诉我北京的老朋友李君维兄于2015年8月3日去世了。隔了好几天，君维的女儿李璀打电话来，算是正式的“讣告”，估计丧事已经办妥，家里人也安定下来了。

　　君维的致命之患是“肺气肿”。好几年前就听说他经常要咳嗽、气喘、又住医院了。一次次的凶险，居然能一次次地挺过去，最后挺不住，也是自然规律。高龄已九十有三（虚岁九十四），所谓“老成凋谢”，用在君维身上，我认为是合适的。

　　今年是他的“周年祭”。于是想起1946年《世界晨报》虽然停刊了，但冯亦代先生对他属下的几个青年同事还是很照顾的。就在这年的中秋节，亦代约了君维、董乐山、何为和我到他余庆路近衡山路的家里团聚，其实是亦代夫人郑安娜的家。那天的客人中，记得君维还约了一位话剧女演员。1947年中秋，我们几个人又在亦代家相聚过一次。以后的客观情况有变化，亦代家不去了，但我们几个人在别的地方还是时常见面的。我们几个人也被看成是“一伙”的。尤其亦代的几位在重庆就认识的文艺界老朋友说起来总是“亦代的那几个小喽啰……”

　　大概也是1947年，上海新出版了一张小报《精报》，主办者托人约我们四个写专栏，每天一篇，我们答应了。记得君维用“枚屋”的笔名写的专栏叫“无痕集”，乐山是“犬儒集”，我用陈惠的笔名写“缀锦集”，何为的专栏名字叫什么不记得了。写了一个月，大概人家嫌我们号召力不够，便中止了。我们也无所谓，不写就不写，反正大家都有正当职业，不在乎那点稿费，好像连剪报都没有留存。现在想来，那时我们真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不过他们三人都比我有识见，只有我最浅薄无知。

　　君维是1946年还是1947年考进了《大公报》，说不清。后来听君维说，与他同时进去有查良镛，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金庸”。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7月，我进新办的小报《大报》当记者，君维给了我不少帮助，提供了好些采访线索。这时君维已参加过几次重点报道，大名常在报上出现。但到了1950年，他就应亦代之召到北京去了。董乐山考进北京新华社，先他而去。当时在我看来，他们这是进一步投身革命之举。君维在临行之前，与我一块吃饭，谆谆告诫我不要老是稀里糊涂的。

　　但是他到了北京以后，给我来信，却又倾诉了好些苦闷，我猜想是环境不适应，生活不适应的缘故。比如他看见董乐山夏天穿短袖衬衫而里面不穿汗衫背心，为的是少洗一件衣服，他也有点奇怪。而按照过去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叫这种穿法是“统厢房”，不够体面。君维是地道的上海人，思想上一时怎么改得过来？

　　这年冬天，上海的评弹艺人组织了一个抗美援朝宣传队，一路巡回演出，终点是北京。我是“随军记者”，也到了北京。等演出结束，评弹艺人回上海，我留了下来，住在亦代家，几乎天天在一起盘桓，也常到青艺剧院沈浩（后来是电影导演叶明夫人）那里去混饭吃。转眼春节临近，我回上海，君维与我一同坐火车回来。出发时，亦代对我说“让他（君维）回家调整一下情绪也好。”君维那次在上海大概耽搁了一两个月又回北京，终是理智占了上风，安下心来做好工作吧。还是不时地跟我通信。他的信家长里短，封封都是亲切有味的散文，我懊悔一封也没有留下。直到他与涂平女士结了婚，以后信就少了，想来他已经安定了。

　　君维那时总说自己感到有点“窝囊”。却不料也有好处，五七年那一关，他逃过去了，亦代、乐山和我都没逃过。“文革”中只知道他去过干校，别的吃过什么苦不清楚，我估计也是小意思，大家都是过来人。君维为人一向比较平和，能克制，不大喜欢显山露水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有修养的表现。倒是朋友们常为他的工作未能展现其才而叫屈。1979年春夏之交，我去北京组稿，是一定要到他家去的。那时他住在近宣武门的一处大杂院内，只有一大间，南窗外面是走廊，放着煤炉、水缸之类。北京有朋友对我说：“你看君维现在像不像个落难公子？”须知君维从前的家境是很优裕的。上海永嘉路近襄阳南路有幢小洋房就是他家的老屋，楼下的客厅可以跳舞，不过早已易主了。

　　真正的才能还是埋没不了，终究要显露出来的。君维早先用“东方蝃蝀”的笔名写的《绅士淑女图》以及后来写的一些小说如《名门闺秀》《伤心碧》等得到当今几位颇有名望的学者和作家的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东方蝃蝀小说系列”的书，君维终于又拥有了新的读者群。也因为君维的关系，我有幸结识了陈子善先生。已经忘记了是哪一年，陈先生在华东师大召开了东方蝃蝀作品研讨会，我被邀参加。翻译家吴芬（人称小苏州）、朱曾汶这两位君维的文友也来参加。令人感伤的是他们两位已先君维而去了。

　　我还想提到的一位是已故的女作家程乃珊。她的作品与君维有着同声相应的风情，因为取材多来自上海中上阶层的人家。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君维来上海，程乃珊请他到愚园路近常德路一幢新式弄堂房子的家里吃晚饭，陪客是沈毓刚和我。那晚的菜肴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很好吃，但宾主的兴致又不在于吃，而在于彼此敞开心扉的交谈。沈毓刚特别喜欢他坐的那把有了年代的太师椅，说是舒服极了。这件事情，如今只有我能回忆了；当然还有乃珊的夫君严先生。

　　也许因为都到了垂暮之年，感情凝固了，有好多年我和君维就是在春节时通一次电话，互祝平安，平常不大通声气，觉得反正人生最后就是那么一回事了。记得有一年，君维忽然在电话里说：“就听伲两家头哉！”这是标准的上海话，“听”就是“剩下”的意思（指早年的朋友圈）。如今呢……写到这里，不觉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