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人”变“社区人”

　　“单位人”变“社区人”

　　姚志康

　　前不久，笔者的一个亲戚病故，家属在料理后事中碰到难题——逝者追悼会上单位致悼词这一环节落实不了。因为逝者原供职的市属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末破产关闭，员工买断工龄自谋出路。且不说单位早已不存在，就连人事档案现存何处，家属也找不到头绪。好在逝者买断后在一家民营企业谋了一份差使，家属便央求这家民企能否在追悼会上为逝者致一下悼词。那位老板爽快，答应派代表履行此项程序，前提是必须由家属提供悼词。谁来写？亲戚们想到了笔者。好在笔者对逝者生平熟悉，便拟就一份比通常退管会统一版本有感情色彩的悼辞，解了亲戚的难题。

　　家属何以如此看重单位致悼词呢？常言道：盖棺论定。一个人生前无论是功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在离开人世那一刻，总得有个“交代”。缺了这个“交代”，便会让生者感到悲凉。无怪乎，有些官员故世后家属还得字斟句酌地审阅悼词，“享受某某级待遇”之类的措辞是万万不能遗漏的。形成这一重“悼词”的观念渊源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人”优越的余脉。

　　稍微了解新中国建立后历史的人士都知晓，新中国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便没了私营经济，没了个体工商业者，几乎所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城市人都被纳入一个个“单位”。当然，单位还分三六九等，有全民所有制，有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里还分“大集体”、“小集体”，人们被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单位”框住。如果说某人没有单位，那他就较难在城市立足，也是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人们在单位里工作，单位除了付给薪酬，还有种种福利。大单位还办起许多本应社会办的事业，诸如托儿所、幼儿园，甚至小学、中学，还有医院。总而言之，柴米油盐、婚嫁育儿、生老病死，夯棒郎当，统统由“单位”解决。在这样体制下生存的人们能不对“单位”心存依恋吗？

　　在改革进入冲破原有“单位”体制的藩篱，进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体制并存的新时期后，原有的无论是全民还是集体的“单位”开始松动。除事业单位外，企业按生产要素和资本结构进行重组，从业者也不似过去“从一而终”，做得不称心可以跳槽，另谋高就。人们对“单位”的依存度开始削减，出现了“单位人”向“社区人”逐步过渡的趋势。无论你有无工作单位，但你总有居住地的“社区”。由此，近20年来，社区(街道)的职能越来越显其重要，许多原本由单位包揽的事现在都由社区承办，“社区人”的性质开始显现。 然而，传统是具有惯性的。从“单位人”到“社区人”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上述逝者家属看重单位致悼词折射出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

　　这又让笔者想起一位某国企集团退管会干部的事迹。这位女干部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却因为没人愿意接她三天两头跑殡仪馆的差事，至今还被返聘着，继续做“致悼词”的工作。她说，看着那些老职工的家属每每听完她念完“悼词”后感激涕零的神情，她很受感动，便支撑着她一直干到现在。

　　由此，笔者冒出一个想法：“单位人”变“社区人”是大势所趋。但“单位”和“社区”并存还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并存、转变的过程中，保留些许诸如“单位致悼词”之类的形式，是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存在即合理。“退管会”之所以存在，和为逝去的老职工“致悼词”分不开；人们看重“致悼词”和传统祭奠文化分不开。人文关怀和市场经济并不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