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小弄堂

　　小编的话 那个时代男孩、女孩分别玩在一起，少有交集，成年之后，性别的藩篱一扫而空，回忆旧事，零星的偶然，填补了所有的空白，每次相聚，对儿时的片刻、细节，都充满感恩，只记得愉快的岁月，食品的贫乏、家和邻居的嘈杂，乃至日常的单调，全然选择性地忘记了。

　　阿拉小弄堂

　　邱辛晔

　　上海的工人新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建立的，其实并非只有工人家庭居住。新村好比现在的小区，但产权属于国家，住家全是租户；也没有围墙，弄堂因而更加贯通流畅。

　　我在小弄堂出生、长大，邻居、同学、小朋友，几乎都在一条弄堂里。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这班五十多岁的“小朋友”，竟然以微信联系了，我很顺手地就把一个群命名为“一村小弄堂”——当年的东安一村与菜地相邻，大粪飘香，远无今天紧靠复旦医学院的光鲜。

　　小弄堂其实不算小，几十栋楼，每一栋有四个楼号，所谓“门堂子”，弄堂排列整齐，在我们眼里却曲折复杂、神秘无比；路是弹硌路，至今不解那种奢侈，是一块块小花岗岩石铺的；每个门堂子，每扇窗户，甚至灯的明亮与昏暗，都记录在奔跑玩耍的孩子的眼里，丝毫不含糊。隔开一条东安路，是东安二村（还分内外二村）；在和东安路交叉的枫林路上，则是三村。更远些的有天钥新村、江南新村，诸如此类。

　　对童年的我而言，小弄堂更具体、亲切，是集中到小范围，一种是上下三层同一楼里的人，一般是同龄、同班同学；或是特别要好的同学，即使住在不同楼。我家在21号，上下三层，同龄的小朋友有汤光伟、胡平、王琳；高几年级的则是我哥哥姐姐的同学，还有更大年纪的，有的已经去插队落户了。每一家彼此的关系由此形成，甚至父母也算同事，当时这个楼号的租户是从教育局宿舍演变而来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筒子楼的地方，我出生、上学、工作、结婚、出国，直到28岁，好比人生从序曲，渐渐进入高潮。在隔壁楼里，剑华、张玲，也是一个班的同学加小朋友。有趣的是，那个时代男孩、女孩分别玩在一起，少有交集，成年之后，性别的藩篱一扫而空，回忆旧事，零星的偶然，填补了所有的空白，每次相聚，对儿时的片刻、细节，都充满感恩，只记得愉快的岁月，食品的贫乏、家和邻居的嘈杂，乃至日常的单调，全然选择性地忘记了。

　　阿汤住在一楼，有一个大家庭，父母、弟弟之外，是外婆外公，乃至外婆的妈妈，我们所有人尊称为“太太”，老奶奶的意思。在上海新村小弄堂里四代同堂，并不多见。我家也有老人，是我的外婆。我从小是她带大的，没有上过幼儿园。根据常州老家风俗，呼为“舅婆”。“太太”和“舅婆”是同龄人，那时候就快八十岁了，偶然走动。而我和阿汤就是每天、甚至整个白天和夜晚的大多数时间，厮混在一起。在连玩具也缺乏的年代，我们想出各种玩耍，搜集汽车票、秋叶的茎杆、橄榄核、玻璃弹子、叠纸手工“刮片”，乃至百脚草虫、一小块泥土地，都能玩出花样，乐此不疲。所有这些小玩意各自有价值，能比赛、交换。我保管着一大堆这样的宝贝，每天签发给阿汤去斗输赢，虽有胜负，但觉每天收获丰富，其乐无穷。阿汤在外征战堪称勇士，却有一个怕黑的罩门。晚上离开我家下楼，因为走廊灯常灭，他想出来一招：以最快速度冲下楼去的同时，大声呼啸：“太太我回来了！”靠八十岁太婆之威壮胆。这句口号，当年很是成为笑谈，如今备觉温馨。剑华住在15号三楼，我在窗下呼喊，然后相约愉快，或做功课，或外出闲逛，形影不离。我们一起做的一件大事是长跑。为了激励学生，学校的墙壁上画了指标图，让我们一个冬天跑到天安门。每天清晨五点，上海的冬天还伸手不见五指，我俩就开跑了。策划好在有限的时间跑出更远的距离，我们选择爬沙子堆。上下起伏的“山丘”在当时唯一的环城大道中山南二路大马路边隐隐约约，我们憋足了劲头奔跑。到了学校之后，上报里程，数加一倍而心安理得。冬天还没有结束，就跑到了天安门前，其实不过在沙堆上折腾。剑华是数学天才，可惜那时候没有奥数，虽然他后来读了科大、交大，我总觉得未尽其才！

　　小弄堂的童年和少年，其丰富非笔墨可尽。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国，我们总要聚到一起，喝酒唱歌，那种从小建立的友情，把人性、人情所能有的深度全部包含了，生出无比的满足。离开上海后二十年，阿汤陪我一起去看看一村小弄堂。当年宽宽的楼梯，窄得转身也要碰到；曾经高高的楼，仿佛就在手指之间。恣意奔跑的弄堂，可真的变小了，除了一两棵门前尚剩的水杉愈发高大。我感到了泪水涌出，几十年光阴快速回转。和故乡一样，小弄堂遁入了我的回忆、梦乡之中。上海中心开业前，朋友黄伟国带我去参观。在600米的高空，我向浦西望去，一条印刻了我生命之流的小弄堂，似乎就在眼皮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