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母语的陌生人

　　在上海的郊区，往往能听到五湖四海的方言。市中心是普通话和上海话的天下。譬如，我住了快一年半的小区走五分钟，有一家黄焖鸡米饭，一户安徽人家开的。而如果沿着黄焖鸡米饭那条路走上五分钟，就会走到一家吉祥馄饨，一户福建人家开的。每当我上顿不知下顿时，我就馄饨店和黄焖鸡米饭两个地方轮着吃。而从馄饨店出来转个弯，直走五分钟，就会走到一个小菜市场，更确切说，是一个平价蔬菜店，老板娘是苏北人。

　　黄焖鸡米饭店里有一台电视机，上面永远似乎只有一个台，也只放一个节目，就是安徽新闻联播。我想，肯定是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在傍晚，六点半到七点半的当口。这户安徽人家，是一个老汉常年坐在柜台点单收账，他的媳妇就在厨房张罗。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儿子忙着盛饭、端菜，骑一个小摩托送外卖。我每次看到他们在看安徽台的新闻联播，都会想到我大学在东北的那四年，当我想念家乡的时候，就会上网搜德清新闻来看。尽管县一级的电视台质地粗糙，我也很感激，因为每当我看到德清新闻里那些我熟悉的小到不能更小的地名，听到我熟悉的家乡父老的“德语”，便觉得思乡病被治愈了。我最喜欢看的是家乡新闻里那些讲街道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剪纸老人、舞狮能手这类末代匠人的故事，又或者是村坊上养殖专业户们用一口“德普”讲起他如何施肥如何除虫的田间地头的琐事。而如果新闻里的人讲出一口方言土话，那真要让人掉眼泪。

　　上个月，因为我写了一篇全是家乡方言的短篇小说，很凑巧地联系到了一位初中校友。89年出生的他对家乡方言深有研究。吴语是我的母语，只是惭愧，我读《海上花列传》的原版时，看到那些吴语对白也非常头疼，像读英语一样要先在脑中译成普通话，只好放弃，去读张爱玲的国语版。韩邦庆当年对用吴语作小说就有自己的一番不平之叹，有人劝他将吴语对白都改用国语，他不服气：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很不幸，在近代汉语百年的历史上，吴语书写的现代化是失败的。而且，就文学写作来说，北语书写从来都比南语书写更具合法性。金宇澄用上海话写《繁花》，但其实他已经最大限度地用吴语区外的读者能懂的上海话进行写作。

　　当我把初稿发给那位通晓吴语书写的朋友时，他就把里面的方言对白一个字一个字都帮我改成吴语对白。前段时间，读王安忆的《小说课堂》，她写到汪曾祺对她说，应该在北方住一阵子，北方的语言丰富，上海的语言贫乏。我不以为然。吴语词汇并不匮乏，只是普通话的思维模式让绝大多数人已经不懂得如何用吴语词汇进行写作。我们只能根据读音像注白字一样写出对白。

　　一个老家的朋友几天前发了一段话，讲她奶奶为什么要把蚕豆荚隔夜拿出来摊开了放，但豌豆荚却不用摊开来。她奶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因为蚕豆兴头大点。这个“兴头大点”大致是兴致盎然、有生命力的意思。我喜欢这个来自生活和方言传统中的表达，这就是文学性。

　　很多方言我都听不懂。每次去买菜，那位江苏老板娘跟她女儿吵架时的家乡话对我来说基本鸡同鸭讲，但我听着也很欢乐。在外乡人眼里，对方的语言总是喜剧性的。这几个月一直听闽南语的歌。“双人相好有所望，水底日头朱朱红”，老歌《四季红》的歌词，这是有别于普通话的另一种汉语。前段时间一个活动上，孙甘露老师说，一个作家应当是他母语的陌生人；上外的郑体武老师说到《百年孤独》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句话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叙述方式，他有个说法我很喜欢，说这样的表达突破了汉语的承受能力，我们要试验汉语的承受能力，试验汉语的张力。而我自己觉得，其实我们或许本来就是母语的陌生人，因为我们连如何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书写，都尚且无力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