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靳以共同主编《收获》的日子

　　60年前，由巴金和靳以联手主编的《收获》在上海创刊。时至今日，它仍然充满生机，光彩依旧。

　　《收获》已走过六十年一甲子，如今仍是充满生机，光彩依旧，很受读者欢迎。我有幸作为创刊时第一代的编辑，如今已迈入耄耋之年，曾经历的事许多已经渐渐淡忘，但1957年巴老和靳以联手主编《收获》的情景还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他俩工作是那么融洽，观点一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

　　《收获》应该说是在双百方针的鼓动下创刊的。1957年靳以先生接受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委托，创编一个“贡献给我们的祖国以更多的香花和有益的食粮”的文学园地，于是靳以和巴老开始筹办合编《收获》。听巴老说，他和靳以是1930年认识的，那一年靳以还在复旦大学读书，他俩的文章刊登在同一期的《小说月报》上，靳以便通过和巴老一起学世界语的同学去找巴老，从此成了朋友。抗战期间，他们聚聚散散，散散聚聚，一直没有失去联系。他们一起合编过《文学季刊》等不少文学刊物和丛书，两人坦诚相待，工作默契，合作得非常愉快。

　　在共同主编《收获》创刊号时，他们携手应对了一场扑面而来的风暴。

　　《收获》创刊号在7月很快编好，纸型已由上海寄到北京付印。但从筹办至印出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形势大变，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开始了。在反右之风渐起的形势下，靳以连夜补写了《发刊词》强调文艺作品必须遵循毛主席提出的“六大标准”，寄往北京给正在开会的巴老过目。1957年春天，《收获》7月创刊号终与读者见面，《发刊词》刊登在了封二上。

　　在巴老和靳以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的精神下，在这一期刊登了尚未发表过的鲁迅先生在西安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稿。还刊登了艾芜的《百炼成钢》、康灈的《水滴石穿》（长篇）、老舍的剧本《茶馆》、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这一期，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不管是童话还是剧本，都各有自己的风格。

　　刊物一出版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万七千册顷刻售罄，又加印了几千册，之后不仅增加了印数，篇幅也增加到320页，这正是《收获》的春天。

　　由于刊登了风格多样的触及人们关心的问题的作品，如《石爱妮的命运》（谷峪）、《辛俊地》(管桦)、《来访者》（方纪）、《打狗》（海默）……编辑部受到很大冲击。此时，风，正越刮越大；云，也正越聚越浓。

　　巴老平日伏案家中，而靳以参加社会活动多，故政治嗅觉较为灵敏，他感受到这场风暴的猛烈，担心刚刚诞生的纯文学大型刊物会夭折，为维护刊物，连夜赶写了“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表明主编态度。靳以将草拟的文稿给巴老过目。巴老看后一字未改署上姓名，刊登在“收获”的第二期。

　　两位主编的共同表态，终使《收获》得以继续出版。

　　1958年第三期清样出来时，靳以正在北京，主编巴老通读了清样。这期刊物刊登了张春桥写的题为《大跃进的风格》一文，颂扬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认为文学艺术也要大跃进，而文学作品的伟大和微小区别，不在于篇幅的长短，他在文中将鲁迅与张资平做对比，认为鲁迅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但仍然是五四以来最伟大的作家，而张资平作品非常多，但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巴老看后认为将鲁迅和张资平这样并论很不妥，希望作者能加以修改。巴老对刊物的质量把关很严谨。这任务就交由我去办理。

　　记得那是1958年4月29号的下午，我带着巴老的意见骑车到了淮海中路张春桥的寓所。我走进客厅，见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正在烫一件白衬衫，她告诉我张春桥就要启程去北京开会。我稍等了片刻，只见张春桥捧着一袋香蕉回来，满面春风，听我说明来意后，张春桥立刻拉长了脸，借题发挥，恶狠狠地说：“不应把大作家看得太高……”我静静地听完他的宏论，继续说明我的来意，并告诉他编辑部尊重作者，不代替作者改稿，需要请作者自行修改……在我的软磨下，他终于删去了有关“张资平……”的这段文字，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靳以巴老共同主编《收获》至1959年，靳以逝世后，便由巴老一人担当主编的任务，巴老从不忘记老友，但是之后但凡提起《收获》，总要提到靳以的名字。在靳以逝世二十七年后，《收获》组织了一次作者书面发言纪念杂志创建三十周年的活动。冰心在短文中谈到，“刊行了三十年的《收获》是一份有权威的刊物，刊登过许许多多的好作品……是我的好友巴老创办的，”巴老从不提笔替人改稿，但在冰心的稿子中，巴老提笔在“我的好友”和“巴金”之间，加上了“靳以”。

　　几十年来但凡在文中提到《收获》，巴老都一定会加上靳以的名字，他唯恐抹杀了老友的业绩。

　　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文人的高尚情操，看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以及工作的勇于担当。

　　永远怀念他们。（彭新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