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我从小就向往当老师

这个月，白岩松特别忙。一是世界杯，作为专业球迷，白岩松自然不能错过，和所有球迷一样，他要熬夜看球，还要写球评。

另外一个事也是大事。他个人创办的“东西联大”第六期学员要毕业了，除了学业结业外，他也得参加这个由学生们自编自导的毕业典礼。这也是他的大事。

另外，就是他在央视的评论节目《新闻1+1》，雷打不动的，人到中年，但对做新闻节目，他还是很上心。另外，还有社会活动。这周五，他答应要去北大，参加已经退休的老同事敬一丹的新书发布活动。平时和一些老同事们见面不多，但一到老朋友出书，他还是认认真真地捧场参加。

“我不喜欢把童年回忆成苦”

白岩松的父母是老师，姑姑是老师，舅舅、舅妈也是老师。在上世纪的内蒙古海拉尔，教师是一份不错的工作，铁饭碗，工作安稳，也受人尊敬。每到逢年过节，家里总是人来人往。不同年龄的学生，成群结队，来看望白岩松的妈妈。“我从小就向往当一名老师。”白岩松说。

考广院是一个偶然。之前，白岩松的哥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这对白岩松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自己也不能比哥哥差，将来也要去北京上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白岩松担心，自己和哥哥都离开了家，以后谁给母亲挑水吃呢？

白岩松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十岁的时候，爷爷又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哥哥和白岩松。当时，白岩松母亲的工资才7块，养活一家人。哥哥比白岩松大6岁。之前，家里都是哥哥去外面挑水，哥哥17岁的时候，去北京读大学，11岁的白岩松开始接过扁担给家里挑水吃。

多年以后，当白岩松站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台上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

但童年也有欢乐。“我的童年比我儿子有意思，我们跑步、藏猫、踢足球，自己做各种玩具，比如说自己做的那种能打出声的枪，爬树、挖地沟设陷阱，都干过。”

那时候他们家住的是学校宿舍，都是一排排的平房，前后左右都是老师。但在那个贫富悬殊相差不大的年代，人与人之间互相照料，邻里关系也特别好。

白岩松在海拉尔采访

两个月前，白岩松和母亲去秦皇岛看望一位老人。“她是我们一个院里一套房的，是我妈妈的长辈，也是她的同事，我叫姥姥，从小看我长大的，我和我哥哥都在她家蹭过吃的，现在已经一百岁了，她和我妈妈之间的感情非常深，所以我们去北戴河看她。”

一些媒体把岩松这段往事写得很悲凉，把他描绘成一个逆境中出生的苦孩子，志向高大。白岩松不喜欢这样的描述：“我不喜欢把这种事情回忆成苦，因为我们那里都是这样的，东北压水，要用开水带一壶过去浇井，得把井上面的冰给解冻了，才能把这个水给压出来。那时候，挑水的一路上都是小孩。我觉得人活着要是有苦难的话，全扔到童年去，好承受一些。”

虽然没有父亲，但白家在当地是大家族，人多，没人敢欺负孤儿寡母。“我姥姥、舅舅、舅母，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另外我发现东北这个地方比较阳性，包括它的冷也特别锻炼人。这样的经历得当成财富，任何东西看它好的一面。”

白岩松把自己能上大学归结于自律。高中时候，成绩不是特别好的白岩松，在高考阶段，靠学习方法上了大学。“我是学文科的，我把所有的历史书、地理书、语文书装订起来，然后在纸上统计出来，假如四本书一共是600页，地理书一共是722页，语文书一共是1000多页，然后再计算，我在高考前一共要看完四遍，每天必须看30页历史、地理，再做一下数学题，每天按照这个计划执行。”

大学入学一个月的白岩松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1979年，白岩松的哥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1985年，白岩松也考上了大学，这让母亲很欣慰。“这个家的态势就完全逆转了，左右邻居都觉得，我们的家就出头了，熬出来了。”

致敬“西南联大”坚持新闻理想

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后，白岩松也经常被学校请去开课，演讲，还担任了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名誉教授。

从2007 年起，白岩松出钱资助，在中国传媒大学启动了“子牛杯”社会调查报告征文比赛活动，鼓励支持大学生去了解社会，做社会问题调查。这个调查活动，已经变成了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常规课程， “子牛杯”已举办多届，诞生了一批“非典后遗症”等优秀论文。

在这个活动中间，已经是几所大学兼职教授的白岩松，萌发了自己办学的念想。2012年秋天，白岩松看了赵越胜的《燃灯者：忆周辅成》，顿时“热血沸腾”，马上决定启动“东西联大”。“我自己办私学，再难难得过周辅成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吗？”他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那里得到了支持，在老师们的推荐下，在这些学校的研究生里，选出了第一批学生。

要成为白岩松的学生，首先必须要考上北大、清华、人大、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学生都是研究生一年级的，由这四所大学的新闻学院老师推荐，白岩松面试选拔，才能够入选。

之所以命名“东西联大”，就是向历史上达到中国高校教育最高峰的“西南联大”致敬。还有一个意思，是指上课的地点，一个是北大老师。考虑到学生来自北京东、西两边的高校，教室也设在东西两处，一个是北大附近的万柳山庄，一个是传媒大学的新闻学院办公楼。

为了方便学生们上课，增加学生们的交流，“东西联大”的教室是流动制，每个月上两天课，东边、西边各一次。目前，学校的专任老师只有白岩松，使用的教材和教案也是他自己准备的。

教学形式也是多样的，采用开放式课程，偶尔会请敬一丹、张立宪等业界大咖来上专项的业务课，也会带着学生去腾讯网编辑部、《读库》编辑部上实践课。

 “东西联大”不收学费，也没有教材费，白岩松还要自掏腰包，管学生们的伙食。每次上完课，就是请大家吃饭。饭桌，也是流动课堂，既谈新闻业务，也谈生活。他喜欢这样的形式，像是自己回到了传统的书院教学。

在传媒大学上课用的教室，是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办公室里。这间3楼的办公室，曾经是白岩松当年上大学时老师曹璐的办公室。三十年后，同样的办公室，老师变成了白岩松。

望着十一个研究生年轻的脸，白岩松上课的时候，偶尔会恍惚，看见当年的自己和同学上课的情景。

和“东西联大”的学生们一起欢度毕业典礼

白岩松对“东西联大”的规划很长远。“原来我打算两年招一届，招了这批孩子半年之后，我很兴奋，改一年招一届。你想想，等我到70岁的时候，我有两百多个耳提面命、‘私塾’里走出来的学生，我相信他们会很优秀。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尝试。”

在这个班上，班长每个月换一次，通过投票决定，整理当月的课程资料，负责和同学们沟通交流，和白岩松沟通；每个月的新闻实践训练课也是大家提出，最后投票决定，进行实施。就连吃饭时靠近白岩松身边的座位，也是用扑克牌抽签决定。

一个人所能抵达的高度和持久力

 “东西联大”每年从北大、清华、人大、传媒大学四所高校的研究生中招生。白岩松有约在先：“我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是，‘东西联大’不是一个找工作的地方。但你如果认真读完这两年，在我这里学到了真本事，就一定有竞争力，你的工作应该不会太差。”

白岩松走到今天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只是当时的苦现在回想起来，全变成了甜。本来他的单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实习的半年里，白岩松的诚恳和热情给带他的老师和部门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准备报到前，他突然收到通知，去北京郊区的周口店基层机关劳动锻炼一年。

白岩松在周口店乡政府呆了整整一年，无所事事。“那时我很沮丧，因为看不到希望。一年就看了两本《红楼梦》，那是我识字以来看书最少的一年。”

白岩松在世界读书日作演讲：只有阅读，才会有诗和远方

一年后，他回了广电部，被重新分配到《中国广播报》工作。去报到的第一天，白岩松到单位对面的南礼士路的兴达书店，买了一本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报纸编辑》。很快，他成为那张报纸最勤奋的编辑、记者。除了写新闻外，他也写诗写散文。“我来自内蒙古，一个外地人，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背景，只能靠自己努力地工作。”

每一届的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都能够得到一张毕业证。毕业证红印章“东西联大”旁，白岩松的签名身份是“校长”。还有一句话：“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马上行动”。

 “ ‘东西联大’是一个试验田，不是一所大学，它更像是中国传统式的书院，教书育人，我的课堂上，厚度、见识、逻辑、人生趣味，对人生、人性的了解，专业的长久定力，是我要教授的内容，这些是最重要的东西，决定一个人所能抵达的高度和持久力。”白岩松说。

在摄影师的镜头里，白岩松立场坚定，眼神刚毅。“我们的沮丧来自于：我们总有一个终极理想，世界美好。我不信人类有终极的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心肝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就是胃和肠子问题，再将来是前列腺问题，人类永无止歇，就这么向前走。我看懂了这一点，所以我没那么多沮丧。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忧心忡忡，他是啄木鸟，在哪一个时代里面都是如此。”

他很满意自己的身体，还能踢球，也没有肚子。“我觉得人的身体挺有趣的，比如说血压有点高，你不用药品的，用体育训练，正常的作息，也能够把它弄下去。”

踢完球在场边休息的白岩松

现在，除了踢球、游泳、跑步，去健身房练力量、练柔韧撑撑腿，他还经常提醒自己，管住自己的嘴巴，只吃八分饱，注意节食，保持身体健康。“我想看看我踢球能到多大岁数，虽然我膝盖的问题比过去大多了，但我还能够踢球，你还要知道我身边多少人早就离开球场了。”

不上镜的时候，他经常会在家里，点上一炷香，茉莉花或者玫瑰花味道的，在阳光下看书，听着音乐。

走在街上，他经常觉得现在的人走路太快，行色匆匆，顾不上看周围的了，也无了看路边的花开花落。这让他想起在国外的一次游历：一条高速公路商店两边山谷，那里开满了花，路边的路牌写着，慢点走，好好欣赏这美吧！

白岩松说，自己后半辈子就是40岁写过的那几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