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佩章往事：抗战烽火中同济六迁 亲历者中22位成为两院院士

“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福是能对社会、人类做出些贡献。科学家要有创新，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有一颗热爱科学的心，才能选准方向，坚持下去。”如此幸福了一生、创新了一辈子的”中国色谱之父“卢佩章走了。

图说：中国色谱分析的先驱者之一卢佩章院士逝世，享年92岁。来源/网络

2017年8月23日13时25分，我国著名分析化学家、中国色谱分析的先驱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杰出校友、名誉教授卢佩章先生在大连逝世，享年92岁。卢佩章院士设计出我国第一台体积色谱仪，发展了腐蚀性气体色谱等一系列国防分析技术和仪器，他开创中国色谱科学从无到有，研究色谱分析半个多世纪。同济大学发布消息，沉痛哀悼卢佩章校友。

卢佩章，1925年10月生于杭州。194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同年在同济大学化学系任教，直至次年９月赴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卢院士生前一直非常关心母校的发展，多次回母校讲学，亲自指导化学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对化学学科的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值得关注的是，卢佩章在同济学习期间，国家正经历抗战危难时期，同济六次迁校，但是同济师生密切关注时局，时刻准备为危难中的祖国效力。也正是在那段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中，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在同济工作和学习的师生中有22位成为两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卢佩章院士就是其中之一。

同济大学是抗战过程中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过程最曲折的大学之一。抗战期间，日军将吴淞同济大学校园炸毁。为了坚持办学，同济师生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跋涉，历经数年，先后迁至上海市区、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云南昆明，最后到达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今属宜宾市翠屏区），行程一万多公里，号称“同济长征”，谱写了同舟共济、科教报国的壮丽诗篇。

图说：同济大学在抗战岁月中多次迁校 来源/同济大学新闻网

让我们一起回顾抗战烽火中那段曲折的”同济长征“——

一、从吴淞迁到市区

1937年，日军侵占平津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从8月13日开始，日军持续轰炸同济大学吴淞校园，特别是8月28、29两日，日本飞机接连投下重磅炸弹，同济大学大礼堂、办公室，工学院、理学院、电机馆、解剖馆、生理馆、材料试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教授住宅及学生宿舍等建筑，均遭破坏。

幸好当时正值放暑假，留校人员很少，学校吸取“一•二八”事变时的教训，在翁之龙校长的部署和秘书长郭德歆、总务长陆振邦的组织安排下，全校凡能拆装的仪器设备和图书等，都分批抢运到上海市区。

8月12日下午，当郭惠申、纪增觉等最后一批人员搬运校产撤离吴淞时，在黄浦江中杀气腾腾的日本军舰已经脱去炮衣准备轰击，大战迫在眉睫。学校从吴淞首次迁到上海公共租界，借用地丰路（今乌鲁木齐路）121号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不久，上海战事日益激烈，无法上课，学校当局决定第二次迁校，从上海迁往浙江金华。

二、迁至浙江金华

学校从上海迁往金华，一是受到“不久即可停战媾和”论的影响，认为这次抗日战争仍会像“一•二八”那样，地区不会蔓延很广，时间也不会拖得很长，因而不宜迁校过远；二是当时同济校友朱家骅担任浙江省主席，学校冀望得到他的帮助，且金华离上海较近，搬迁比较方便。

1937年10月20日，同济在金华开学。25日正式上课。这天上午，翁之龙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中提出：“迁来内地以后，将益励员生研究之精神，养成良善纯朴之学风，以树立新教育之基础，其在海上所沾浮躁奢逸之习气，务须荡涤毋存，傅能切实苦读苦干。”他要求广大师生，适应战时内迁办学的新情况，发扬苦读苦干的精神。

三、迁至江西赣州和吉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入敌手，日军紧逼杭州，日机不断空袭金华。在频繁的警报声中，已不能正常上课。于是，学校决定第三次迁校，从金华迁到江西赣州，医学院后期则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

师生几经辗转迁校 来源/同济大学新闻网

从金华到赣州，迁校工作困难重重。由于当时军运频繁，火车从金华开出，需费时四五天，才到南昌。再从水路乘木船，溯赣江而上，一路滩多水急，部分师生员工押运校产历时20多天，方到达赣州。

在赣州，1938年1月底正式上课。学校总办公室、图书馆和教室集中在镇台衙门旧址。学生宿舍在武圣庙。教职工宿舍则在城里分散租借住房。

当时在赣州和吉安共有教师73人，其中本国教授24人，德国教授13人。德籍教师离开上海的家来到这里，既无煤气，又缺自来水设施，生活上不习惯，气候上不适应。没有条件组织学生实习，他们就认真进行口头讲授，耐心帮助学生理解。

1938年下半年，德国大使馆在给同济大学的备忘录中指出，因战事关系，德政府原给予德教授的特种补助及旅费补助金，已不能再继续发给，为应付现时困难，德政府认为最好暂时减少德教授在华的人数。这样，大部分德国教授相继回沪。只有史图博（Stübel）、柯勒（Köller）等少数教授表示愿意留在同济继续工作。

四、迁至广西八步

在赣州上课半年，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第四次迁校，从江西赣州、吉安迁到广西贺县的八步镇。

这次迁校，学生组织了两支步行队。一路从赣州出发，翻越大庾岭，到达韶关后，改乘火车到广州，跨上拖驳小船沿西江到广西都城、梧州，再肩负行装，翻山越岭，徒步几百里，抵达八步镇。另一路从赣州步行到韶关后，搭车到衡阳，改乘还未竣工的湘桂线火车至全县，再步行到桂林，然后乘木船溯漓江而上到平乐，再步行至八步镇。艰苦的行程，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同学们一路高唱《在松花江上》等悲壮的救亡歌曲，沿途散发自己编印的宣传抗日救亡小册子。他们从早到晚，翻越荒无人烟的山岭，忍受饥饿和疲劳，终于胜利到达了八步镇。

五、迁至云南昆明

1938年冬，同济第五次迁校，从八步镇迁到云南昆明。这次迁移，分为两路：一路为毕业班女同学和患病学生乘汽车经柳州，停留约1个月，再乘汽车到南宁，大部分同学换乘小轮船（即电船），小部分同学仍乘汽车到龙州。另一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编为1个先锋队和6个大队。每个大队分设4至6个小队，每个小队二三十人不等。从八步分批出发，约半个月到达柳州，休息1个月光景，步行至南宁，再改乘小轮船到龙州。所有同学到龙州集中后，由学校派汽车送到凭祥，再从凭祥出镇南关（今友谊关），至越南同登，换乘火车，经潦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国境云南，于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

六、迁至四川李庄、宜宾

1940年初夏，昆明物价飞涨。六七月份，日机不断侵扰，打乱教学秩序，威胁师生安全。秋后，日机加紧狂轰滥炸，上课受到极大影响，有学生不幸在小坝附近被日机炸死后，更使全校师生感到生命难以保障。同济领导层紧急商议，决定迁往四川。十月，大学部先停课（附中和高职仍在昆明上课，直到1942年方迁李庄），学校开始第六次迁校，从昆明迁到四川李庄、宜宾。

这次迁校，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山陡路险，汽车经常失事，旅运非常困难。1941年3月4日学校装运测量仪器的卡车，就曾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

最终，同济师生到达四川李庄镇。这里，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不过，同济经过6次流离颠沛的搬迁后，开始了没有敌机骚扰，比较安定的教学生活，才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光，直到1946年回迁上海。

抗战烽火中的同济师生都是英雄，后来，有22人成为院士。

新民晚报记者 张炯强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