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怪集|蒋子龙：群里的人物

      泳友崔以泰教授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年轻时喜欢举重，后来成为国家一级举重裁判，在大型运动会上做过裁判长，至今还保留着国际举重裁判的头衔。他收藏的“世界医学邮票”，被评为“全国之冠”，获颁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一等奖，并连续五次获国际邮展金奖，同时编撰了《世界医学邮票大观》《邮票上的医学故事》等多部砖头般厚重的大书，俨然成了这方面的“权威”。其实他自小学医，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副院长、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上个世纪80年代，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美国德瑞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东西方死亡教育学会主席莱尔教授尊他为：“中国从事临终关怀事业的第一人，开创了中国的临终关怀学，当之无愧是中国的临终关怀之父。”他先后还创建了天津宁养院、天津怡泰医院……如今崔以泰身上至少还披挂着十几个头衔，我曾问他：“若只能保留一顶帽子，您选哪一个？”他脱口而出：“诗人！”

       呀？写出什么样的诗、写了多少诗才可称得上是诗人？诗坛上有一种现象我始终说不清楚，也不知该如何评论？天津有自发的群众性诗社20多家，加在一起上千人，其中有一个都是厅局级干部组成的诗社，专写古典诗词。还有家经营非常好的天安公司，从总经理到员工都写诗。每年春天，各诗社联合在桃花堤举办诗会，堤上堤下桃花如海、诗歌如潮。他们写诗主要是自得其乐，有机会交流时就朗诵一下自己的诗作，与诗友们同乐。倘若手里有闲钱，印成集子散发给朋友，也算是一种发表。在他们身上，诗显然还有另一种作用：“以诗养生，以诗养业”。因写诗心灵生机蓬勃，生活情趣丰盈，年近八旬，热情洋溢，凡有聚会，兴致一上来张口就是诗，引吭能高歌。心里有诗的人，活在一种诗性中，有时现实就成了他的歌。

      有一次崔以泰从美国费彻伯格大学讲学归来，一登上飞机就开始将他在美国的零散感悟整理成篇，一路上竟埋头写了8首新诗。快到北京时，邻座的金发女士忍不住好奇，主动跟他搭讪，他即兴选了一首刚写的诗解释给那位美国女士听：“地球不平，人间不平，心中尤不平；苍天似平，静水似平，心平方能平。”那位女士随之也介绍自己是服装设计师，或许是受他的影响，在飞机上突然有了灵感，竟也一气设计了三套服装。不管怎样，因勤于写诗而有点这样的际遇，不也是一种美好、一段佳话吗？现代人抱怨诗歌的影响力小了，却不要忽略了那些业余诗人们，以诗句启发心智，点亮自己的精神，既是人格的超脱，又是人生的凝聚。写诗会滋润生活，有诗样的人生也是一种精彩。

      有一个时期，天津出版界曾以散文为优势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名家，负责穿针引线组织联络的核心人物是范希文先生。诸如邵燕祥、谢冕、铁凝、张抗抗、郭枫等等，有些老先生声称“书稿只给范希文”。王蒙甚至以玩笑的口吻倡议“成立个范希文作家协会”， 而汪曾祺竟当即举手拥护。蓝翎则凑趣说：“希文有‘红帽子’，又穿‘红马褂’。”我不能完全理解“二红”所指，揣摩大约跟希文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是国家在天津第一个授权的“审读员”有关。

      但他却是个低调的人，说话不多，脸上经常挂着温和的微笑，有一种静静的亲和力。凡跟他打过交道的人，无论是功成名就的老作家，还是刚出道的新人，几乎都觉得他是个厚道、牢靠的人，乐意跟他交往。于是，在变化多端的转型期文坛上，他能积聚起广泛的人脉和口碑。始终谦谨守正，善意畅人。“厚道，牢靠”的人往往记忆力惊人，且同样“厚道，牢靠”。希文的《爱与友谊》，仿佛一部洁本“当代文学史话”，文字洗炼、传神，既充满“爱与友谊”的温暖，贡献了名家一些充满情趣的“经典细节”；同时又不失冷静清见，臧否时贤，风骨硬朗。作为大编辑，希文参与创造了天津散文出版的辉煌，他应该有这样一本书，也只有他能写出这样的书。他的编辑生涯也如一篇精彩的散文，给人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给当代文坛，留下了一股清风，令人怀想不已。（ 蒋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