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我们》异常退票事件调查中，“猫眼”的票房是否有猫腻？

图说：《后来的我们》剧照 网络图

4月28日，刘若英导演处女作、由井柏然和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一边，预售票房超过1亿元，首日票房2.8亿元，以43.8%的排片占比，78.4%的票房占比领跑五一档首日；另一边，当晚微博知名电影博主“电影票房”贴出了影院工作群聊天记录，公开质疑该片为抢排片而进行不正当操作（即自己大量购入预售票，以预售票房数据争取院线多排片后，再于上映当日大批退票）。两天过去了，《后来的我们》票房已攀升至近8亿元，但 “异常退票事件”仍未有调查结果。

恶意刷票

据“电影票房”晒出的截图及相关证据，可以得到如下信息：第一，有多家影院遭遇《后来的我们》大规模退票，超出正常的退票比例和幅度。据万达方面的统计，退票超过9万张，仅武汉一城，累计退票就达4342张。第二，不少影院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限制退票数量或拒绝受理恶意退票。第三，根据影院反馈，异常退票主要集中在猫眼平台，但淘票票等其他平台也发生了大量退票的现象。万达的9万张退票中，淘票票平台退票超过2万张。

图说：“电影票房”晒出的截图

29日凌晨，猫眼电影发布了调查结果，公开通报“猫眼平台恶意刷票并退票数量约38万张，涉及票房约1300万元”。之后，猫眼电影又二次声明，表示这些退票订单中，有54%系用户正常改签行为，46%中有部分被确定为恶意刷票。另外，据中国电影报报道，电影局初步认定该影片退票情况确有异常，具体问题尚待研判。也就是说，各方的数据和初步调查都表明，这是一个在多平台渠道、多院线影城发生的较大数额的票房违规行为。

各方揣度

大数据时代，预售和影片票房是相互影响的，预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影院排片的风向标。毕竟，各家购票平台上清晰显示出的预售额，最直观地反映了观众对某部影片的观影热情，因此成为院线经理们排片最重要的参考。“电影票房”还用一张图进行了分析：影城因假的预售数据而增加了排片，假数据又继续为影片造势；另一方面，真实观众怕买不到票而入场，假数据可利用平台退票政策以0手续费退票，一旦假数据消失，只要真实观众（或加上一部分假数据）达到40%的比例，影城就被绑架而无法更改场次。

图说：预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影院排片的风向标

也就是说，拥有票务平台的猫眼，作为《后来的我们》的主发行方，被怀疑恶意刷票干扰市场秩序。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在发行行业和票务行业的地位都稳步上升的猫眼电影，没必要为了《后来的我们》这样一部非大体量、且仅作为第三出品方联合出品的影片赔上自己的商誉。尤其，以往买票房买的是高价票，这样可以更快地刷高票房。但此次《后来的我们》退票订单却集中在特价票，如果一开始就打好了全款退票的算盘，理应把特价票留给真正的消费者，让他们来提高真实的上座率。

猫眼方面29日凌晨发表声明：“猫眼平台从来没有，永远不会有这种干扰市场秩序的行为，也绝不姑息和纵容此类事件。”并表示，已把详尽数据和证据提交主管部门，并将协同主管部门做进一步详细调查，也向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寻求数据协助。刘若英昨晚也通过工作室发表声明，呼吁尽快查明事实真相，“高度重视，并全程关注事件进展，希望彻查到底，水落石出”。

图说：刘若英工作室发表申明

市场乱象

应该看到，此次异常退票事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也不仅仅关乎票房造假的手段翻新和形式更替，处于风暴中心的猫眼电影，这次或许是无辜的，但既是发行方又是平台方，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且本身具有技术上的便利，真的合理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在刚闭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论坛上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电影发展三大风险之一是产业结构失调，两头散中间大，必然会出现不公平竞争现象。逐利本性使然，道德很难约束，结果会伤害全产业链”。此次票房事件恰恰印证了这一观点，电商平台目前是垄断环节，而电影制作和放映环节则都高度分散，制片公司万万千，院线有40来条，于是，既是联合出品方又是主发行方的猫眼电影，被认为有动机在数据上做手脚、玩花样。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孙佳音）

【马上评：期待真相】

其实，好莱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走过这样的弯路。当时派拉蒙、米高梅、华纳兄弟、二十世纪福斯、雷电华同时控制了制片、发行、放映三个环节，哥伦比亚、环球、联艺也参与了前两个环节。好在1948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反托拉斯法对“派拉蒙案”作出裁决，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非法，要求制片公司放弃电影发行和电影院放映的业务。经过阵痛，反垄断法最终规范了行业的各个环节，使得好莱坞能够有序、持续地健康发展。

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出现问题实属正常，《后来的我们》票房异常背后即使有猫腻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最终没能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调查结果来，以及面对行业乱象治标不治本。我们期待事件真相的水落石出，也期待着调查和处理的结果对真正规范行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