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愿助力破解巴以难题

　　近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围绕耶路撒冷老城内穆斯林“尊贵禁地”（以色列称为“圣殿山”）纷争不断。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于7月17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就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四点主张。

此次阿巴斯总统访华为何备受关注？是否像一些评论所说的“时机微妙”？中国将在巴以问题上扮演怎样的角色？本版编辑特请专家做详细解读。

1  “时机微妙”是过度解读

问：中方为何在此时邀请阿巴斯访华？联系本月莫迪首访以色列并签军售大单，有说法称，阿巴斯此访时机有些微妙，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答：在我看来，中国在此时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访华主要有两大背景。

首先是深化传统友谊，发展双边关系，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需要。这也恰如习主席在接见阿巴斯时所言，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在政治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协调配合，保持高层交往，不断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中方愿与巴方共建“一带一路”，支持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到巴勒斯坦开展投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愿同巴方在工业区建设、人才培训和太阳能电站项目等方面合作，帮助巴方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双方要继续加强在文化、教育、科研、党际、地方、民间、青年等各领域各层次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其次，中国希望为推动巴以和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中东变局发生六年多来，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无论是外部大国还是地区大国，对巴以问题的关切都在下降，2000年建立的巴以问题四方机制（包括美欧、俄罗斯和联合国）已名存实亡。与此同时，巴以关系持续紧张，甚至酿成严重冲突。近期，双方围绕犹太定居点问题、阿克萨清真寺问题再起争端。在此背景下，中国邀请阿巴斯访华，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

7月初，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以色列，这也是1948年建国以来到访以色列的首位印度总理。两国签署了多项协议，涉及农业、水资源、创新、制造业和安全等领域。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是巴勒斯坦坚定的支持者，直至1992年才与以色列建交，但双方关系的发展十分迅速。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印以双边贸易总量已从1992年的2亿美元增长至50亿美元，其中五分之一为军火交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以色列40%的军备出口都流向了印度，成为印度第三大军备供应商。今年4月，以色列一公司又与印度签署了以色列史上最昂贵的20亿美元军备订单，产品包括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等。作为巴勒斯坦的长期支持者，印度与以色列关系的迅速升温，尤其是此次莫迪只访问以色列而未访问巴勒斯坦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巴方的不满，巴外交部副部长向半岛电视台表示：“我们本来期望他（莫迪）能同时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而现在，为了与以色列开展合作，印度决定放弃巴勒斯坦。

在中印关系紧张、印以关系升温的背景下，中方邀请阿巴斯访华自然引起外界的种种猜测，甚至被解读为对印以关系的平衡。但这无疑是一种过度解读，因为中方的主要关切在于促进中巴关系以及为巴以和平创造条件。此外，中国也无意把中印关系的分歧扩大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中，印度自身在巴以问题上也不会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平衡的政策，中印双方都没有把双方分歧扩大到巴以问题上的动机。

2  中方更多参与劝和促谈

问：在历史上，中国的巴以政策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有何特征？

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中东政策主要是从反帝反殖和加强亚非团结出发，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拒绝与以色列发展任何关系。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中国均明确站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反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对埃及等冲突前线国家提供物质和道义支持。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阿以冲突和平解决的转机开始出现。1979年埃以实现单独媾和、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平条约。1982年阿拉伯领导人通过的菲斯方案提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倡议，改变了对以色列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的政策。中国对此表示肯定和赞扬。1979年之后，中国对阿以冲突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持“一边倒”的态度，开始支持通过政治途径公正、合理地解决冲突。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强调政治解决是巴以问题的出路所在，对巴以双方的立场更加公正、务实。中国明确提出和平谈判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最好办法，符合巴以双方的根本利益，同时主张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障。中国认为，和平谈判的前提是以色列放弃侵略扩张政策，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国主权和安全也应得到尊重和保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中以建交后，中国积极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伴随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中国一方面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另一方面也重申中国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则：“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应当恢复；阿拉伯失地应予以归还；以色列的安全与主权也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进入新世纪，中国为和平解决巴以冲突做了大量劝和促谈工作。自2000年巴以冲突再度加剧，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后，中国希望有关各方切实执行联合国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坚持遵循“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实现中东地区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包括建立独立国家在内的合法民族权利，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巴军事进攻、定点清除和修建隔离墙的举动。为加强中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参与能力，自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任命四位资深外交官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多次前往中东地区，宣传中方主张，积极劝和、调解，加大了对中东问题的参与力度。

3  中国愿发挥建设性作用

问：如何看待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阿巴斯时提出的“四点主张”？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更加积极主动，并为促进巴以问题的解决做出了一系列连续努力。

2013年5月，习近平分别会见来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面对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危险，他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巴勒斯坦问题，必须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放在重要而突出的位置”。

今年7月18日，习近平在接见阿巴斯总统时再次就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新的四点主张：第一，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解决。第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第三，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壮大促和合力。第四，综合施策，以发展促进和平。

相对于过去的政策主张，习近平此次提出的“四点主张”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首次提出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运用到巴以和平进程中。这是中国致力于加强中东安全治理的具体体现。第二，强调“以发展促进和平”的重要性。习主席在2016年访问中东时就强调指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这次在接见阿巴斯时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在推进政治谈判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推进巴以合作。中国视巴以双方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伙伴，愿本着发展促和平的理念，开展互利合作，继续支持巴加快发展。中方倡议启动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协调推进援助巴方的重点项目。

当然，由于巴以问题高度复杂，其最终解决既需要巴以双方解决领土问题、难民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犹太定居点问题等一系列难题，也需国际社会的共同协调和努力。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愿意在解决中东问题上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机制”，进而为巴以问题的解决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

(本文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刘中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