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丨毛泽东早年11次来到上海：追求革命真理 留下光辉足迹

1919年到1926年期间，毛泽东为了追求真理，广泛从事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经11次来到上海。上海究竟拥有怎样的红色魅力，让毛泽东对这座城市如此关注呢？

图说：1920年5月毛泽东（左起第七人）在上海半淞园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时留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乡音杂陈

理想活动场所

“毛泽东和上海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他在上海的活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的早期革命经历，以及他光辉一生中若干重大史事。”中共上海市委党研室研究一处处长吴海勇说，“研究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史迹，有助于丰富毛泽东生平的研究，也有助于上海地方史的研究。”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因而上海这个城市对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依托性功能。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这里举行，另有八次中央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央局、团中央等机关都设在这里。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还特别提到，需要关注移民人口对于上海红色基因的影响。

“近代上海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行，但是在上海就推行不下去，或推行不彻底。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先后于1920、1924、1925年进行过户籍调查，但不全面，也不精确。这使得近代上海社会更具有异质性、匿名性与流动性特点，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熊月之说，“创党时期，安徽人陈独秀、湖北人李汉俊、湖南人李达在上海活动，各操乡音，但是，毫无妨碍。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闸北香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今象山路公兴路口)的中央办公处，住了近3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为掩护。这所房子住了3户人家，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还有罗章龙一家。三户人家都是湖南人。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习惯于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在熊月之看来，早年毛泽东在上海的活动轨迹，与湖南老乡也有很多交集。据有关资料记载，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上海后，经常前往斜桥湖南会馆（原制造局路43号，原建筑今已不存在）看望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互相切磋鼓励。1920年，湖南老乡章士钊在上海时曾帮助毛泽东筹集了两万块银元，送新民学会的部分会员去欧洲勤工俭学。对于章士钊的这次帮助，毛泽东一直深深地记在心中。

“近代上海移民通常占总人口80%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等。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为全国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建党初期在上海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从江苏、浙江、安徽，到湖南、湖北、广东，各处来的都有，他们在上海都有同乡甚至亲属，这是移民社会为他们提供的特有便利。”熊月之说。

城市地理

勾画历史足迹

“历史学家并不需要告诉他的读者思考什么，读者有足够的智慧自己动脑。” 《毛泽东传》作者、原BBC记者、英国历史学家菲利普·肖特说，“让读者获得所有能获得的信息，再去处置这些信息，最终得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在由上海市档案局（馆）策划制作的8集微纪录片《上海记忆：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中，菲利普·肖特担任历史叙述人。这部纪录片将历史事件置于城市地理学的观察视野中，关注城市地理格局对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呈现城市史与中共党史相互融合的跨界风格，使历史回归我们生活的城市街区和建筑。当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当年在上海的足迹时，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细节。

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房子新造没多久，管理处于法租界的边缘地带。毛泽东在一大会议期间的住址——上海博文女校，距离开会地点仅200米。二大召开时，上海的政治环境也十分严峻，中央局选择辅德里作为开会地点颇费心思，它处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汇处，周围相同的石库门房屋连排连幢，使得这一处淹没其中，毫不起眼，以至于毛泽东“迷路”错过了二大。这里当时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其后门，万一突发情况便于及时疏散，相对较为安全，是共产党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站。在一大和二大会址的周边都有女校，这个巧合值得关注。

解放前的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今天的茂名北路120弄7号，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1924年，毛泽东第9次来到上海，在这里住了10个月。越来越多的党史专家认为，在这10个月的时间里，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为此后的革命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年的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毛泽东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工作，派毛泽东等到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从地理位置来看，甲秀里318号距国民党执行部机关不远，交通方便。杨开慧这一年6月携毛岸英、毛岸青到上海，和毛泽东团聚，她除了协助毛泽东整理文件外，还挤出时间到不远的平民女校教书，和工人打成一片。

更有意思的是南昌路的故事。当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就在今南昌路上，毛泽东每天来此地上班。而南昌路100弄2号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组建之地，陈独秀曾居住于此。毛泽东就曾在这里与陈独秀真诚相见，无话不说。而南昌路的东头，就是共产党的诞生地一大会址。《上海记忆：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制片人兼总编导陈菱说，这是一条普通的“上班路”，却能从一个日常生活的入口，一下子就进入了历史。

书信文件

展现革命历程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有不少书信来往，并拟定了许多重要文件，这些史料文档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毛泽东早年的革命活动。

1920年，当毛泽东得知湖南学生李声澥在江南造船厂做工，又帮助陈独秀从事工运时，十分高兴。事后，他给罗学瓒的信中说：“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致函黎锦熙说：“在人类社会中，无论哪一种运动，或是一种学说，都要有具体、鲜明、热烈这三种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拟就了许多重要文件。1926年，毛泽东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当年11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该计划提出，农运的发展应采取集中的原则，全国农运除继续发展与巩固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其次是陕、川、桂、闽、皖、苏、浙七省。每省之内，也应选择重点地区，多派力量去做。1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上海，12月中旬到达武汉。他还筹备了全国农民协会、领导了全国农民运动，树立了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

新民晚报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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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上海

毛泽东与上海，一个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伟人，一个是近代百年中国的中心舞台，二者的交集，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变化。毛泽东一生同上海有极深的渊源，从1919年3月到1971年9月，曾经36次到过上海，生活和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是其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上海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批新史料的发现，毛泽东与上海的历史渊源更清晰地呈现给世人，特别是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正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作为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资料的发现，也弥补了原来国内资料的不足，使我们对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可以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徐建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