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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践悟十九大】传承红色基因 | 红色“滴答声”从巨鹿路传出

来源:新民晚报     记者:曹刚     作者:曹刚     编辑:吕倩雯     2018-01-05 13:58 | |

巨鹿路391弄12号,一处恬静的石库门三层民居,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里培养出中国共产党多位无线电通信先驱。

1930年9月,巨籁达路(今巨鹿路)391弄(四成里)12号出现一家“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里面没有机器声,工人大多是青年学生模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马婉博士介绍,这座奇特的“工厂”便是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

图说:位于巨鹿路的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培训班旧址。张龙 摄

一穷二白的起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转入地下,传递信息全靠秘密交通员,既慢又险。1928年,中共六大决定在上海建立地下无线电通信站,由周恩来主抓筹备。

国民党当局对无线电器材控制极严,市面上很难找到现成机器,党内懂技术的也少。但共产党人没有退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选派多名留学生到苏联参加无线电训练班,同时指示在沪的李强学机务、张沈川学收发报技术。

奋战近一年,1929年春,中央拥有第一部自制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于同年秋在福康里9号开出首个秘密无线电台。

亭子间里分散教学

电台建立后,必须尽快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1929年秋,经验丰富的李强和张沈川当上教员。那时,上海常有失学青年请家庭教师上门授课,教员便以此为掩护,采取“分散居住、单独上门”的方法,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等人初步掌握无线电通信技术,这就是我党开办秘密无线电训练班的前身。

学员们分散在几家亭子间,教员逐个敲开亭子间的门,手把手教收发报。当时教学设备简陋,学员练习敲打电键,教员在一旁纠正姿势;教员示范发报,学员就听蜂鸣器发出的“滴答”声学习抄报。

电器工厂集中培训

随着革命形势变化,分散培训无法满足需求,1930年9月,党中央在巨籁达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门口挂工厂招牌当掩护;底层橱窗放些旧收音机、零件、电池等,还布置了工作台、老虎钳和马达;二楼三楼是宿舍兼教室;亭子间当办公室。训练班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领导,李强实际负责,管机务,张沈川教报务,吴克坚分管行政财务,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生活和政治学习。在苏联学无线电技术的毛齐华、陈宝礼和涂作潮等人也陆续回沪,充实到教员队伍。

16名学员由中共广东、江苏、湖南、福建省委选派,除一名团员外,均是党员。曾三、伍云甫等在上海分散训练的学员也加入训练班。学员们住在厂内,轮流买菜烧饭,对外以工人相称。班里纪律严格:不能随便外出,不能直接与外界联系,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身份,并在三楼窗口放置花瓶为安全信号。

三楼窗口花瓶挪位

开班不久,这个无业务、无原料、无产品的“三无”工厂就引起敌人怀疑。“11月初,突然来了个陌生人,自称修水管的,查看每一层楼。10多天后,又有4个‘白相人’闯进门,说来贺喜讨酒钱,东张西望,满口黑话,李强给了4块现洋才打发走。”马婉说,两起可疑事件引起大家警惕,为避免损失,师生搜集了两包进步报刊和文件,藏在古拔路(今富民路)张沈川住所。但顾顺章思想麻痹,不够重视。

“1930年12月17日,学员们头戴耳机,正全神贯注练习。突然,巡捕冲进来,逮捕了张沈川等20名师生。”马婉介绍,所幸在三楼休息的学员石光及时撤除窗口花瓶,保护其他同志脱险。

训练班只办了三个月便遭破坏,李强等人继续在上海分散培训,从事秘密无线电通信工作。

星星之火燎原各地

张沈川等人遭到严刑拷打,但无一暴露身份,尽管证据不足,还是被判处徒刑,4人在狱中病逝。“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陈宝礼、麦建屏、谢小康、张庆福。”马婉补充说,其他人出狱后,大都继续投身革命。“训练班虽然开办时间不长,但在我党通信事业上意义重大。”马婉分析,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教员始终从党的实际出发,为秘密电台培养了众多紧缺技术人员。

从“福利电器公司工厂”里并肩学习的教员学员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他们进入苏区后,参与多期无线电训练班教学,为我党我军培养输送了大量通信人才。

新民晚报记者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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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通信事业的创举

1927年南昌起义后,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但无线电通信的空白阻碍了中共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严重影响革命发展。1928年6月,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共产国际代为培训通讯人员,当即被采纳。“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多名留学生被挑选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结业后,他们于1930年4月回上海,在中央特科领导下,建立无线电通信。同时,上海也在秘密开展这项工作。位于巨鹿路391弄12号的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即其中之一。

训练班只存在了3个月即遭破坏,但在我党通信事业上堪称创举。此后,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并不因难止步,伍云甫等遵照中央指示,吸取教训,以更隐蔽的方式,又相继培训了10余人。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从1931年1月起,开始被派遣至各主要革命根据地,不仅为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无线电联络,更具意义的是为红军输送了一批通信领导骨干,为以后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婉(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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