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 | 上海滩唱响不寻常的《太平歌》

　　96年前的农历狗年初一，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向市民发出6万多份春节“红色贺年帖”。

　　红色代表吉祥、喜庆、热烈、奔放，是春节必不可少的颜色。96年前的那个农历狗年，成立不到半年的中国共产党就让上海人过了一个“红色春节”。

图说：《太平歌》原件

　　“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

　　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

　　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

　　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

　　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

　　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

　　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这首《太平歌》被印在一张贺年片的背面。这种贺年片实际上是革命传单，由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经过精心组织，共印制了6万多份。1922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上午，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带头，发动全体党、团员100多人与工人50多人，分头上街散发。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不到半天，数以万计的“贺年帖”就散发到上海大街小巷的居民手里。下午则到新世界等游乐场，分发抨击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传单2万张。工人拿到“贺年片”后非常感动，认为“上海滩有人关心工人了”。巡捕房知道后惊呼道，“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1920年2月，陈望道名义上是回乡过春节，实际上是受命翻译《共产党宣言》。5月，陈望道在完成《共产党宣言》翻译后，应陈独秀邀请到上海担任《新青年》编辑，住在李汉俊家。此前，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也住在附近。因为都住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交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年6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简称中共发起组），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在中共发起组的指导和推动下，1921年7月23日，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13人在上海正式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后，上海共产党员已有十余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的地方组织，11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被推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

　　贺年帖上直抒胸臆

　　1922年1月，随着农历春节临近。上海地方党决定组织准备一次上街散发“贺年帖”活动。活动旨在向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表示新年祝福，同时宣传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那么，这一份“贺年帖”该怎么设计呢?大家觉得“恭贺新年”四字比较现成，很快由人设计好了。但另一面应该有一篇或一段精彩的文字，大家都希望由陈望道来起草，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党史专家看来，《太平歌》歌词仅6句77个字，却几乎概括了一部《共产党宣言》的全部内容：歌词首先提出“天下要太平、劳工要团结”的头等大义。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类伟大目标，广大劳工必须团结起来奋斗，必须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去奋斗。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为富不仁”的“盗贼”，贪婪榨取“劳工汗和血”的万恶财主。

　　因此，只有“推翻财主”，才能实现“天下悦”。我们的理想是“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不做工的不该吃”。我们的家园只有实现没有了剥削阶级，没有了剥削，人人过着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了，“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这是《太平歌》对《共产党宣言》的高度诠释，让广大劳动人民受到了一次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从而坚定了广大劳动人民自觉团结起来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斗志。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尤玮表示，那一行行铿锵有力的字句，如同黑夜里的星斗，有如荒野中的火种，指引方向，星火燎原，为中华大地带来了一片光明。半年后，中共二大在上海成都北路的辅德里召开。腾蛟起凤，大会通过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等一系列成果，成为照亮中国革命前行的明灯。

　　新诗得到迅猛发展

　　《太平歌》歌词，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社会对于新诗的追捧。新诗语言通俗、体式自由，同时揭示富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或社会主题，而且直抒胸臆，直接描摹，不尚意象。参与分发《太平歌》的沈雁冰（茅盾）于1925年赴广州参加国共合作，担任中央宣传部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与中国共产党失去联系，遭国民党通缉后，流亡日本。1930年他回国后加入左联，成为30年代上海左翼文学的领导人之一。

　　1932年9月，在“左联”领导下，“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它是一个群众性的诗歌团体，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中国诗歌会诗人创作的共同特色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紧紧“捉住现实”，以诗歌为武器，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在艺术形式上，大力提倡和实践诗歌大众化。1933年2月出版了机关刊物《新诗歌》。中国诗歌会创作新诗的主张和行动，得到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关心和支持。

　　1979年2月，老诗人王亚平、柳倩在《新文学史料》总第2辑刊登《中国诗歌会》一文，详细回忆了有关该会及会刊《新诗歌》等情况。继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蔡清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辑中撰写的《中国诗歌会及其机关刊物《〈新诗歌〉》一文；1984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8辑又刊载了蔡青辑录的《中国诗歌会机关刊物〈新诗歌〉目录》都肯定了中国诗歌会及其会刊《新诗歌》，在中国新诗歌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

　　鲁迅与中国诗歌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中国诗歌会的热情支持者和指导者。1933年春，当《新诗歌》出版不久，诗歌会的成员就把《新诗歌》送给鲁迅，并向鲁迅汇报、请示诗歌会的工作。鲁迅对《新诗歌》问世表示赞赏，说：”不错，别具一格！”并对新诗的发展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中国诗歌会诗人白曙回忆当时谈话的情景说：我们的谈话，便集中到诗歌问题上。鲁迅先生边抽烟边舒徐地说：当时新诗的大毛病，就是别人看不懂。好像这样做，才是世界上的绝作。他劝我们写诗，“能吸取民间形式，学些民歌，也是个办法，大致押押韵，做到通俗，能唱，就有阵地。”

　　春节作诗赠友人

　　在鲁迅先生看来，“过年本来没什么深意义，随便哪天都好”，所以，他在这一天往往是写作和翻译。1928年春节是鲁迅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与许广平和定居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前往明星戏院观看电影《疯人院》。大年初一在家看书、写作；初二、初三各有三四位朋友到他家拜年；初四与许广平和周建人去老朋友林语堂家里吃饭，并遇见了绍兴同乡、开明书店老板章氏兄弟……这在鲁迅日记中都有记载。

　　1929年9月27日，儿子周海婴的降生，让鲁迅和许广平感到非常欣慰，所以1930年的春节才真正算得上合家团聚。因此，鲁迅和许广平给儿子买了新衣、糖果，还买了酒菜，年夜饭吃得比较快乐。2月1日年初三，上海大江书店在新雅茶店请鲁迅等一批文化人为筹办《文艺研究》杂志聚餐，他与冯雪峰同往，晚宴由大江书店的陈望道做东道主。

　　1933年春节，对于鲁迅来说，形势稍微平和一些，年底又得来一笔及时的稿费，鲁迅很高兴，所以对过年格外珍视：“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许广平“治少许肴”，特邀老朋友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饭后，53岁又多病的鲁迅兴致甚高，“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鲁迅原本很讨厌爆竹，更不燃放。这次却带着四岁的海婴，不辞辛苦爬上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

　　在这一年的大年初一，鲁迅以写字、作诗寄兴抒情，赠送友人。这天，鲁迅为许寿裳、望月玉成等友人一连写了四幅字（其一因不满意，“已而毁之”）。有悼念“左联”五烈士的旧作《无题》，有新写的《赠画师》和《二十二年元旦》（即1933年春节）。三首诗都写了“春”（“惯于长夜过春时”“只研朱墨作春山”“打牌声里又新春”），或思念死难烈士，或向往光明未来，或谴责达官贵人，均为新春佳节的感怀和思考。

　　除了鲁迅，郭沫若在春节也会写诗赠送给友人：

　　一别夔门廿五载，鸟惊花泣恨频添。

　　寄语巴渝诸友好，复兴责任在双肩。

　　郭沫若在1938年春节写了这首诗，并书赠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二人。

　　新民晚报记者 方翔

　　专家点评>>

　　“新诗歌”传播革命思潮

　　1922年陈望道的《太平歌》，或许是最早传播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党宗旨的白话诗。稍后瞿秋白的《赤潮曲》同样歌颂共产主义并在艺术上更加成熟。其中有“何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的诗句。

　　“左联”非常重视创作，连鲁迅也写了《好了歌》《公民科歌》等讽刺诗。“左联”机关刊及外围刊物，随处可见新诗歌。以蒲风《六月流火》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诗歌更富影响力。不仅左翼出版物，而且中右翼的报刊，也常刊发左翼的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到1937年8月，共出版左翼诗歌专书达124种，说明了当时左翼新诗创作的盛况。

　　1930年代新诗歌运动传播革命思潮，助力革命，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两支部队”之一——革命文学大潮中的一支生力军，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以至于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王锡荣（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