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 | 上海：邓小平革命生涯重要一环

图说：旅法时期的邓小平 来源 东方IC

　　从黄浦江畔登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邓小平与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之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邓小平与上海有着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在他逝世21周年的今天这个特殊日子，我们重新寻访邓小平早年在上海的一些足迹，可以看到伟人的坚持、理想与期待。

　　浦江畔踏上赴法留学路

　　那个时候，邓小平的名字还叫邓希贤。1920年9月6日，年仅16岁的邓希贤和82名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川东子弟，沿着出川的水道乘船第一次来到上海。

　　作为《邓小平在上海》的作者之一，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张励表示，当时邓希贤一行走出“壶中天地”，眼前是一片从未见过的十里洋场。邓希贤一行在上海短暂逗留以后，踏上了留学异国追求救国之路的茫茫航程。

　　邓希贤等人到底是哪一天离开上海的呢？

　　1920年9月11日的《申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都有当时的四川赴法留学生离沪出洋的消息：《申报》和《民国日报》都说“四川赴法学生于今日放洋”，而《新闻报》却说是“昨日”。

　　邓小平曾回忆，他走的那天，风高浪急，“大雨如注”。而根据当时的气象记录：1920年9月10日的雨量7.0毫米，也就是小雨。11日下的是15.2（毫米），是中雨。

　　但根据《邓小平年谱》的记载，是10日登船、11日离开上海。

　　 柏德里当上中央秘书长

　　1927年，邓希贤重新回到国内，又辗转西安、武汉，第二次来到上海，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了。他的名字也改成了邓小平。

　　在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后，中共中央根据“八七”会议上制定的“造就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的要求，对党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并先后在中央常委会下组建了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秘书处等机构。

　　当时秘书处的工作虽然十分繁琐，但却掌握着党内全部机要工作，是沟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枢纽。192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年仅23岁的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位于石门一路的柏德里，当年中央政治局秘书处的机关办公地曾设在这里，邓小平和周恩来一起就在这里办公。

　　据许多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回忆，在党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之后，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别人的住处。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肩负了重要的责任。他不仅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而且每天都要往来于各个秘密机关之间，接待来自各地的秘密交通，处理地方党组织的文件和情报，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稍有不慎，不仅会有生命危险，更会危及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

　　当时邓小平时时刻刻都十分小心谨慎，就连穿着也特别注意。到租界去的时候，就穿资本家的缎子袍子，穿马褂，到平民住的地方去，就穿工人服装。

　　望德里经历生死毫厘间

　　邓小平曾经说过，他当年在上海做我党秘密工作时“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其中之一就是1928年4月15日上午，他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前后只差了一分钟的时间。

　　关于邓小平与罗亦农的接头地点，一般都说在“望德里”。但究竟几号，却众说纷纭。

　　“邓小平在上海遇到的另外一次非常危急情况，是在当时邓小平自己的住处。”据张励介绍，当时，邓小平与妻子张锡瑗，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在一起。后来，巡捕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要来搜查。由于当时特科事先得到了情报，并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因此住在这里的同志都安全地撤退了。但邓小平当时恰好不在家，没有接到通知。当邓小平正要敲门进屋时，巡捕还在屋内搜查。幸亏搜查的人中有一名特科的内线，他故意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机警的邓小平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立刻转身就走。直到半年后，他们连那个弄堂也不敢经过。

　　 在上海思考革命的出路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到，曾担任中共中央工作人员的朱端绶曾对她说，“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

　　在白色恐怖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当时正在江西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的报告深深地吸引了邓小平。

　　对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邓小平极为关注，他后来曾回忆道，他在广西右江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就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同时，邓小平还迫切地希望能够亲身参与到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1929年夏，他欣然接受组织的安排，告别妻子张锡瑗，秘密前往广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独立负责一个地区的革命工作。

　　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后来回忆道，离开的时候，他们也不晓得，党也不会公布的，只晓得他已经离开了。他们后来还是在报纸上看到邓小平，才知道他到广西去了，是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的。

　　27岁的邓小平在1929年六、七月间离开上海，在1930年和1931年，他曾短暂回到上海。1949年，邓小平参与指挥了这座城市的解放。

　　新民晚报记者 方翔

　　 专家点评：小平与上海的特殊渊源

　　上海是邓小平漫长革命生涯重要的一环，从一个探求救国道路的青年，到职业革命家，邓小平始终与上海有着特殊的渊源。从1920年16岁离沪出国到1927年23岁回到上海，再到1931年27岁赴江西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在上海前后工作4年之久，这4年正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和形成的重要关键时期，也是邓小平作为革命家逐步走向成熟的才干重要成长期。

　　不仅仅是地下斗争的惊险和考验，在中央机关的工作历练，使邓小平能从全局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而受中央委派，到广西指挥武装起义，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对当时只有20多岁的邓小平，则是把中国革命的探索变成实践、成为一个地区主要领导人的重要一步。而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45岁的邓小平重新回到他革命生涯的出发地时，已是率领千军万马的开国元勋。

　　徐建刚（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