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述评 | 假如你是滴滴的股东

孙绍波/画

谈璎/文

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一部分人是滴滴出行的用户，极少数人是它的股东。但是，数天前发生了21岁空乘小李姑娘半夜搭乘滴滴顺风车被司机残忍杀害案件后，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滴滴的股东，你该做些什么？

滴滴身后，代表着资本力量的股东们有没有反思和自责不得而知。至少，一定数量的滴滴用户在嗟叹懊悔，自己曾通过滴滴叫车，来的车辆牌照和手机上显示的不是同一辆，或者司机的服务明显有偏差，将就着坐了，没有去较真。如果当时都能拒乘、及时投诉、不纵容这种眼开眼闭的管理，敦促滴滴整改，是不是悲剧能够避免发生？

一个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经济学认为，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分歧一直存在。1970年，经济学界“大咖”弗里德曼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提出企业高管的职责是根据股东的渴望开展业务，而股东的渴望是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同时遵守社会的基本规则，包括法律规则和风俗习惯。当时很多公司CEO的看法是，企业同时应该承担更广的社会责任。弗里德曼在文章中表示不同意，提出公司的高管就应该关注企业的利润或者说市值的最大化，赚的钱分红给股东，让他们自行选择是否做慈善。

上周五，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教授正好来到上海高金的SAIF·CAFR名家讲堂，对新产融结合时代的公司治理发表演讲。他提出，企业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合适的目标，但是把股东利益等同于公司的市场价值，则过于狭隘。

哈特教授说，企业的股东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普通人，不只关注金钱，还关注社会责任和道德。尽管现在买电动车比燃油车更贵，但为数不少的人选择买电动车，因为注重环保；尽管在家里或花园节约用水会给自己带来不便，但仍有人乐此不疲，因为认识到水资源的珍贵。人们不仅仅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还会考虑自己的行为会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这些消费者可能同时是某些企业的股东。哈特教授反问道，作为企业股东他们难道不希望其投资的公司也能够关注社会效应吗？企业的赚钱行为和它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不能够完全依赖政府来实现所有的社会责任。

那么，回过头来看滴滴。平心而论，相比欧美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和对隐私保护等的重重顾虑，整个中国社会对滴滴等互联网创业企业宽松包容鼓励，支持资金充裕。好风凭借力，野蛮来生长。各国青年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其中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占据三席。在新经济公司发展到一定的市场份额，形成近乎垄断的局面后，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应该承担起自身应有的企业责任时，有的视若无睹，变得傲慢。于是我们看到：滴滴的叫车功能虽具有一部分共用事业的性质，却开始随意加价，打车便利度下跌，用户需要支付更多；摩拜和ofo互拼投放量市占率，视人行道为免费停车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携程掌握了用户消费习惯数据后“杀熟”；之前，还有BAT等巨头因放任假货泛滥、广告信息误导等，备受外界指责或导致在国外股价长期低迷。

因此，当一个新经济企业大到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圈时，此时仅凭企业高管的良心和道德感来约束其对利润和市场占有率的极度追求，平衡好企业赚钱和责任的关系，看来远远不够。滞后的法律法规建设应该尽快跟上，对企业服务质量定出详细规范，可考虑一票否决违反社会对安全要求底线的企业，同时鼓励更多的市场竞争来防止垄断。

如果滴滴的高管认同利润、市场占有率、企业估值至高无上，企业运营中乘客的满意度可以靠后站，甚至司机管理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乘客安全保障缺失，如果你是滴滴的股东，是时候出手，对企业的价值观强力纠偏责无旁贷。在民意汹涌的大事件面前，悬赏捉坏人这类公关手段可以休矣，拿出实在而彻底的整改措施，为用户、为企业亡羊补牢方为正道。试想一下，如果一家乳品企业销售毒奶粉、食品供应商使用地沟油，即使再怎么捐款做善事，那只能叫伪善，结局必定是关门。企业最基本的善，是产品让大众受益，为社会贡献价值，同时自身获得发展壮大。做负责任的企业，短期可能会影响部分利润，然而利在长远。身为股东，切勿短视。

电影《蜘蛛侠》里有句著名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当新经济领域冒出越来越多“巨无霸”“独角兽”时，请股东们看重估值之余，不要忘记社会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