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址：党内两种路线曾在此激烈交锋

武定路930弄14号（原武定路修德坊6号）之所以为人所知，大多是因为它曾是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所在地。但除此之外，它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扩大）会址。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参与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这幢普通的两层石库门民宅里举行。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登场。但与此同时，党内健康力量也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的何孟雄。

图说：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会址旧址。新民晚报记者 张龙 摄

明辨是非 挺身而出

1931年2月7日深夜，二十多位伤痕累累、镣铐加身的男女，在武装军警的威逼下列队而行，缓步来到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边上的一块空地，年仅32岁的何孟雄就是其中之一。望着黑洞洞的枪口，他们明白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于是用尽全力喊出了最后的遗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随着枪声划破夜空，一切归于寂静，英灵化为永恒。这批英勇就义的革命者，史称“龙华二十四烈士”，而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要从1个月前何孟雄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参加的一次会议说起。

何孟雄（1898年6月2日—1931年2月7日），原名定礼，字国正，号孟雄，湖南酃县人。192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曾经作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1927年10月，何孟雄来到上海工作，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

1929年，何孟雄接连遭遇打击。在生活上，他挚爱的妻子、亲密革命伴侣、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因病去世；在革命事业上，因为反对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李立三冒险激进的“左倾路线”主张，遭受了一系列批判打击，被撤职停止工作。但他没有因此消沉，依然坚持革命热情，向上级提出正确意见。

事实很快证明了何孟雄的正确，李立三错误路线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损失。1930年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等回国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它在党中央的统治，瞿秋白成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对“立三路线”余怒未消的共产国际认为，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犯了所谓“调和主义”的错误。

此时，曾在苏联留学的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于1930年11月下旬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中共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正当党内出现领导危机之时，1930年10月，一个特殊人物来到上海，此人就是王明在苏联留学时的恩师、新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他此次来华的目的，就是要把王明扶上台。米夫抵达上海后，严厉批评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决议，提议召开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参与下，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召开，何孟雄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原本以为激进冒险的“立三左倾路线”终结，党的事业终于可以回归正途。但何孟雄万万没有想到，六届四中全会的唯一主题，就是共产国际希望王明上台主持党内工作，而王明提出的主张，相比“立三路线”，在左倾的道路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会上矛盾之尖锐，斗争之激烈历史上绝无仅有。

会前，米夫包揽会议的重要筹备工作，不仅起草决议，还拟定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拟定参加会议的人员，还让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代表参加。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因为被视为持不同意见者，甚至没有被通知到会，如当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中央候补委员的徐兰芝等。米夫还提议凡是参加会议的人均有表决权，这是明显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共产国际居高临下操纵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典型案例。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37人，其中正式中央委员15人、候补委员7人，列席代表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等单位的代表15人。会议推选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组成主席团。会议由向忠发主持，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中央政治局报告》，他的报告完全接受了王明的观点和意见，批评“立三主义”和“调和主义”。

会议期间，米夫与政治局委员分别谈话，把王明说成是“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英雄。王明就此大造舆论，要把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头功抢在手里，其追随者也纷纷撰文造势。

会议举行中，不断发生激烈争论。但米夫多次使用非常规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通过由其本人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等文件。会议决定撤销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撤销李维汉、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改选中央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任常务委员，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任候补常委，王明等进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及常务委员会主席仍为向忠发。由于得到米夫的支持，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被王明所操纵。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

坚持真理 纠正谬误

出席六届四中全会的何孟雄、罗章龙等16位代表，对米夫在会上采取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在罗章龙的带领下，于会议闭会次日，即1月8日，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议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成立临时中央，召开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并在会议随后又发出《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指责米夫和“中央包办四中全会的行为，是污辱了党的光荣历史”，旗帜鲜明地与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与此同时，党内健康力量也开始纷纷行动。首先由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发表了反四中全会的决议案，紧随其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全国济难互济总会及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准会”上海办事处、中共天津市委、上海闸北、沪中、沪东、法南区委、江南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也陆续发表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案及声明。

何孟雄等人的刚正不阿，很快遭到了王明的打击报复。王明攻击何孟雄是“老机会主义者”，“长期对党不满”，威胁要开除他的党籍，强令党内对何孟雄等开展斗争，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组织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和区一级干部就有二十余人之多。

为了团结其他共产党人反击王明，纠正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他们决定分成两个组活动，林育南一组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222号东方旅社31号房间，何孟雄等人则在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1月17日早饭后,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陆续来到了东方旅社。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次会议的召开细节早已被叛徒泄露给了巡捕房，大搜捕从下午持续到了18日凌晨，包括何孟雄在内，共有36名共产党员及革命者被捕。

信仰忠贞 不幸牺牲

何孟雄等被捕前后，王明的反应非常耐人寻味。据时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忆，早在搜捕开始前，王明已通过中央特科潜伏人员获知即将发生的危险，但却并未出手干预，理由是：“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当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传来时，王明听到后“表情异常冷淡”，不仅没有设法营救，甚至表示：“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被捕后，龙华看守所的中共秘密支部按照王明等人的指示，拒绝接受他们党的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活动，致使20多名党员在狱中不能接受党的领导。

尽管身陷囹圄，遭受打击报复，何孟雄等依旧保持着坚定信仰，一边通过秘密渠道上书中央，继续纠正党内错误，一边忍受着严刑拷打，坚决与敌人展开斗争。令人寒心的是，1931年2月7日，何孟雄等牺牲之后，王明对他们的批判还在继续。

在接下来四年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中国革命遭到空前惨重的挫折，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开始战略性大转移，即“两万五千里长征”。直至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种下的恶果终于得以纠正。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对何孟雄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作了肯定。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人员挖掘何孟雄等烈士的遗骸，造墓合葬，此后又兴建了龙华烈士陵园，为后人所瞻仰。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曾这样称颂何孟雄：“他一生坎坷，宗旨不改”，“是真正的英雄。”

新民晚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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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痛的教训 英雄的史诗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民主斗争的史诗缩影。在这里，既有胜利的凯歌，也有失败的阴影。本文介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最浓重的阴影。这次会议使王明上台，贻害革命长达四年，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教训极其惨痛。

我们无需避讳历史的阴影，但更要看到何孟雄等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与王明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我们真切地认识到，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是革命史诗的创造者，让人肃然起敬。

联系这段党的历史，我们领悟到，无论何时，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始终有坚持真理的健康力量，党才有能力不断战胜千难万险，发展壮大，创造辉煌。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