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问遂先生三二事

大凡我熟稔的师辈，都具备胸襟、爱心、才情和奖掖后生的高贵品格。而要说到性格，则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迥别，标记鲜明。

胡问遂先生也是有性格的，不过他属于不像有性格而自具性格的那种。我与先生相识于1972年，但最早拜读他的法书则要早十五年。当时我常光顾南京东路黄河路口的工艺美术公司，宽敞洁净的店铺里就张挂着他的字屏。用笔如藤，雄遒朴厚。那股感人的气息叫你挥之不去。

机缘巧合，后来居然成了画院的同事。先生身高挑，性儒雅，沉静而寡言。当然作为后辈，由书论到书艺，只要请教他，他都会轻声轻气而高屋建瓴地跟你阐释，受益良多。他的好脾气，更让我对他敬而不畏。

先生脾气好，相处二十多年，没见他跟人红过脸，争过嘴。记得1980年，一起赴沈阳参加首届全国书法展。当时还没有书协，各路有点地位的业余书家，成了评比的诸侯。上海作者被淘汰的不少，胡先生的法书当然在入选之列。开幕式上，他的那张字却离奇地被动了“手术”，将他所书的初字的“衣”旁给剔掉了“一点”，反成了错字。我觉得不可思议，颇为愤慨。要去找“诸侯”评理，可他却波澜不惊，反倒劝慰我：“算了，算了，这被剔去的‘一点’很明显还看得出来，说明我是没写错的”，依旧是一以贯之的淡然。

品格是树干，性格是桠杈，同根连枝，本不可分。胡老常跟我念叨，丰子恺院长性格好，品格高，他经历常人不可承受的无休止打击，依旧对“罪行”照单全收，大义凛然，从不推诿、检举、揭发连累同人。约在1982年，中央发文各单位要清理毁销“文革”遗存的全部“黑材料”。上级指令我接受此重任。我在老画院四楼封闭的小屋里，独自阅览、清理了整整四个月，在偌多莫须有的荒诞离奇，要置人死地的检举、揭发、诬陷、告密宗卷里，确如问遂先生所言，彰显出丰院长高尚的人格。诚然也一纸未见胡先生的文字，这些前辈，面对压力，有风骨，清白为人，令我敬仰。在“文革”结束后，要为沈尹默先生举办个人展，而沈老家存的墨迹在“文革”中为避祸，由家人统统浸泡在浴缸里，然后再将这大堆的纸浆从马桶里冲走。个展要办而墨迹难觅。作为大弟子，先生则视为己任，不辞辛劳，四处商借，数月奔波，集腋成裘，终于办成一个足以代表沈老书艺的产生大影响的法书展。

可是，好事多磨，意外发生。他去谢稚柳老师处商借到一件沈尹老临苏东坡《寒食帖》。这是重庆抗战时，沈老亦颇自许、馈赠给忘年交谢师的，至宝难得，平时秘不示人，但谢老交付给他，还拒收借条。可就是这件极品，不几日即不翼而飞，且遍寻无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老的愁云满脸。为弥补此闪失，取出自藏的精品诚恳地让谢老挑选，而谢老却坦然坚拒。由借到窃，由赔偿到婉拒，显示了两位长者的超然品格，也为书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

胡老暮年患顽疾，行动不便，谈吐困难。我时常代表画院到府上慰问请安。他虽寡言少语，但总是正襟危坐，专注地听我聊些画院的话题。而脸上依旧是毫不褪色的淡淡笑容。

今年是问遂先生的百年冥寿，与先生天人相隔了这么多年，可是只要想起他，首先浮起的总还是那鲜活如昨的淡而静谧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