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珍档 | 话剧，在上海徐徐拉开帷幕

帷幕徐徐拉开，戏开演了。演员用话语对白，没有唱腔；戏装也就是日常衣服，表演没有规定程式；幕间出来个人站在台上，手持一张幕表，向观众简略介绍剧情——原来这戏还没有剧本。这就是清末民初兴起于上海的“文明戏”，或称“新剧”；110年前，中国早期话剧在上海徐徐拉开帷幕。

（1907年10月春阳社在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时演职人员。）

新剧在沪诞生

说起“新剧”在上海诞生，可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那一年的12月24日，上海圣约翰书院学生借圣诞节排演英语短剧及自编的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来鞭挞清政府。戏开场后，观众席上一个少年郎眼睛一眨不眨紧盯着戏台，看得如痴如醉。正是这出戏，让他对这一戏剧形式着了迷。两年以后，南洋公学演出《六君子》；又过两年，演出《张汶祥刺马》，均引起极大反响。

（1905年文友会创办人汪优游演出化妆照）

    1905年，这位当年的少年郎已是民立中学学生，发起组织了文友会，就此使学生演剧从校园走向社会。他，就是汪优游。此后，有人纷起效尤，成立团体。为表示与旧戏有所区别，大家称这一新颖的表演形式为“新剧”，也称“文明戏”。
    无独有偶，远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人受日本新派剧启发，成立了春柳社，于1907年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片段和《黑奴吁天录》等，都引起了轰动。
    也是在这一年，此前留德回国、已加入同盟会的王钟声在上海创办新剧团春阳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戏台上的演员们穿着日常服装，没有唱腔，说话生活化，亲切而又家常；情到浓处深处，观众恨不得跑到台上融入其中。这就是“新剧”在当时给人的新鲜感。
    不久，王钟声即和任天知携手，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专事“新剧”教育的学校：通监学校。三年后，任天知在上海成立“进化团”，成员皆为当时一些“新剧”爱好者。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职业剧团之一。当时已有人认为“新剧”是宣传改良社会的好方法；更有革命者利用演“新剧”宣传革命。王钟声本人最终就是因为演革命戏而遭到清廷拘捕。

（兰心大戏院）

    辛亥革命后的两三年间，是“新剧”发展的最兴盛时期，至少有五家新剧社同时演出。那时走在上海热闹的三马路（今汉口路）一带，不时可以撞见张石川经理的“民鸣社”、郑正秋主持的“新民社”推出新剧目。更有留日学生陆镜蓉、欧阳予倩、马绛士、吴我尊等人在毗邻的大马路（今南京东路）谋得利琴行的小剧场成立“春柳社”；孙玉声主持的“启民社”在贵州路自建剧场；林孟鸣主持的“文明社”在泥城桥畔一个临时剧场演出。不久公会成立，五家剧社联合大会演“新剧”，在上海掀起一波观“新剧”的小高潮，吸引青年学生、时髦男女无不趋之若鹜。

（1941年时的卡尔登大戏院（长江剧场前身））

遗憾的是其中的四家剧社未几相继停业，公会也告结束。但此时苏石痴在当时法租界洋泾桥“歌舞台”成立了“民兴男女合演新剧社”，这个剧社给当时观众带来的最大震撼，就是破天荒看到了台上出现男女演员同演的场面！

新戏改叫话剧

说到“新戏”改叫“话剧”，就必须说说洪深。洪深生于1894年，号伯骏，字潜斋，江苏武进人。他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热心于新剧活动，先后编写了《卖梨人》《贫民惨剧》等反映贫民生活的剧本。1916年毕业后，洪深赴美留学，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陶瓷工程，他想以实业救国来振兴中华。但他像当年的汪优游一样，难抵戏剧魅力，所以在学习陶瓷工程之余，又学了文学和戏剧相关课程。1919年，洪深考入哈佛大学G·P·贝克教授主持的戏剧训练班，改学戏剧，想以此唤起民族觉醒，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专攻戏剧的留学生。

（1935年的洪深）

    1922年春，洪深学成回国。他认为过去称“文明戏”为“新剧”，是针对旧剧而言，二者的区别一是歌唱，一是说话。既然“新剧”是说话的戏剧，为何不能称之为“话剧”呢！从此话剧作为固定的戏剧形式，正式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确立。
    此后洪深又引领话剧进入戏剧改革：首先演剧一定要有剧本；再一是改变此前舞台上多是有男无女、男扮女装的现象。这些都给话剧艺术舞台审美带来了多元开拓。与此同时，他还创作出了中国话剧史上第一出完整的、揭露军阀内战祸国殃民罪行的多幕剧剧本《赵阎王》。在洪深看来，“一个负有文化使命的剧作家，不应该只效法‘走访郎中’，不求拔除病根，但得一时不痛就算把病医好，而应当也要负责，努力去推动促进那社会的改革。”

确立导演艺术

1918年6月的《新青年》是“易卜生专号”，介绍欧洲社会问题剧戏剧模式，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热”，认为西洋派戏剧才是“真的戏剧”。这一主张的代表作就是胡适于1919年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此后，原“进化团”成员，赴日本学习戏剧，回国后参加新文化运动的陈大悲，将Amateur译成“爱美的戏剧”，这也成为现代话剧创建期的重要组织形式和方针。

（1924年5月戏剧协社在《申报》刊登的演出广告）

1921年冬，一些爱好戏剧的青年学生组成了业余剧团戏剧协社，实践“爱美剧”的主张。九月，戏剧协社假座坐落在上海南市陆家浜路上的中华职业学校附设的职工教育馆礼堂，公演由洪深导演、欧阳予倩创作的《泼妇》和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两出戏。这是洪深第一次给“剧协”导戏。洪深有心在此实现他的第二步戏剧改革，即让男角归男，女角归女，取消男扮女装程式。
    1924年4月，还是在这个演出场馆，“剧协”公演洪深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写的《温德米夫人的扇子》改译并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洪深的改译首先忠实于原著情节内容，但将故事中所表现的风俗人情和人物对话予以中国化，观众觉得故事就像发生在中国。其次布景以硬片替代布条、台上门窗屋顶采用实景、灯光可随剧情气氛、时空转换，这些都是创举。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南国艺术运动

已故当代著名剧作家杜宣曾写道：田汉“回国急欲在上海把话剧运动发展起来，他接受了欧阳予倩、任天知等虽然开创了话剧的演出但没有将话剧发展起来的教训，他认为话剧必须职业化、专业化，要做到这点，就要有一批好导演、好演员、好的舞台美术家。这就要像京剧一样，要有科班，才能出专业化人才。因此他决心要办艺术大学，为此还专门到日本去进行考察。”

（1947年洪深（左一）、熊佛西（左二）、田汉（左三）、茅盾（左四）、于立群（右前）、张悲鹭（右一）在上海）

1922年，田汉回国来到上海，致力于南国艺术运动和培养艺术人才。1924年，田汉创办了《南国半月刊》，1926年，又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后改组定名为南国社，在南方各地巡演，培养了不少话剧人才。田汉回国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获虎之夜》，发表于《南国半月刊》，这部作品也被视为体现了现实主义主题与浓郁乡土气息和浪漫主义传奇色彩相结合的剧作风格。
       话剧运动的另一高潮，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此时上海话剧创作演出风生水起。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简称“剧联”）成立，嗣后又在诸多城市建立分盟或小组以及社团，激活了此前一度有所沉寂的戏剧舞台。此际所演出的诸如《马特迦》《乱钟》《血衣》《工场夜景》《放下你的鞭子》《活路》等，都被喻为“散播了左翼戏剧的种子”。1933年，“剧联”通过应云卫主持的上海戏剧协社，演出苏联特列季亚科夫的《怒吼吧！中国》，因体现上海戏剧人团结反帝精神而引起轰动。1935年出现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公演《娜拉》《钦差大臣》，不仅彰显了左翼戏剧人的艺术修养，更为戏剧走向职业化，直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7年8月7日上海文化界隆重上演《保卫芦沟桥》。图为《申报》刊登的首演广告。）

    “八一三”日寇占领上海，租界成为“孤岛”；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正如杜宣指出的，这时留在上海的一些艺术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开工作，他们演出了多种受群众喜爱、鼓舞人心的剧目。人们在剧场中可以得到共鸣，得到安慰，看到希望，话剧和观众关系十分亲密，所以话剧在这时，空前地发展了起来”。此即史称的上海“孤岛剧运”时期。当时留沪进步文化人士于伶等人组成上海剧艺社，开展演剧活动，在“孤岛”坚持抗日救亡工作。资料记载，从1938年秋至1941年岁末，上海剧艺社除演出反映现实生活的《这不过是春天》《花溅泪》《不夜城》等剧目，还上演了具有抗敌意义的《人之初》《爱与死的搏斗》和《李秀成殉国》《明末遗恨》《正气歌》等中外戏剧。“孤岛剧运”时期的剧作家，除了于伶，还有阿英、李健吾等。

（1937年8月7日上海文化界隆重上演《保卫芦沟桥》。图为《申报》刊登的首演广告。）

    其时话剧团体还有不少，其中就有第一个职业性话剧团体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该团由唐槐秋邀戴涯一起筹建。曹禺名作《雷雨》即由“中旅”最早搬上舞台，戴涯即在戏中饰演周朴园，其精湛演技为人称道。人们把曹禺成名与“中旅”兴起视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旅”继《雷雨》之后，又将曹禺的《日出》《原野》《北京人》搬上舞台。后来成为一代话剧明星的白杨、赵慧深、舒绣文、单曼苹、陶金、蓝马、项堃、姜明等，皆是从“中旅”这个艺术摇篮里脱颖而出的。（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