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忆佐临先生，究须幽默可通神

　　2006年，为制作纪念佐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专题，我带记者拜访了黄蜀芹。黄蜀芹说，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纪念他了，以后知道他的人，只怕越来越少了。她幽幽地说，我静静地听，她语气中的寥落，就像黄昏里的秋雨。黄蜀芹拿出不少照片和一本《我与写意戏剧观》，说照片只能当场翻拍，书还有很多，这本可以送您。我本想说已有，我对令尊大人的了解,大多是从这本书里来的。然而听她言语，看她神情，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照片翻拍完毕，我们告辞。黄蜀芹送到电梯口，淡淡地问：“您很年轻，但对我父亲知道不少……您见过他吗？”

　　我一愣，很快点了点头。

　　我和佐临先生见过两次面，说过一句话。

　　我平生看的第一部话剧，就是佐临先生导演的《中国梦》。那时我读大三，记得剧终，他出场与两位演员一道谢幕，接受师生们的献花。毕业进文联后不久，我随领导去他家拜访。我几乎都在听，听他们讲苦干剧团，讲昆曲川剧，讲莎士比亚、萧伯纳、皮兰德娄和高尔斯华绥……他说最近接了一部新戏，讲人生到底是向钱看还是向前看的问题，还用哈姆雷特的口吻重复了一遍：“这是一个问题。”趁他们哈哈一笑，我插了一句，说这回您又要苦干了。佐临先生余笑未绝，侧过身说，是啊，不过我提倡苦干，也不反对甜干，就像我主张穷干，也不拒绝阔干一样。我正要改预算，把排演的经费再提高那么一点儿。

　　佐临先生是富家子，原可从事经济，讨个阔小姐，终生富足清闲。他却先去伦敦学西洋戏剧，后回天津教戏剧课程，再娶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又在上海发起了既无资金又无老板的“苦干剧团”。对于专注之人，“苦”不但不碍事，倒成了“干”的藉口和动力。另外，这恐怕也是他创建“写意戏剧”的一个原因，因为写意是以最少物质表现最高精神的法门，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优长和妙境，也是佐临先生的理想和追寻。

　　这当然要以充足的才学作前提，但仍不够。才学易求，幽默难得，世上有才华有学问者众多，但因缺乏幽默，大多沦为庸常。幽默是基于才学又高于才学的东西，犹如宝剑的寒气或宝玉的暖意。唯有幽默，方能将才智充分地发扬，更变得出人意表而又令人快乐。佐临先生八十岁时为自己作了一篇题为《矛盾重重的黄佐临》的总结，一口气封了自己八个“家”。“没有戏剧性的戏剧家”“没有示范性的导演家”是指他全然不写戏，几乎不演戏，却当了统率全剧的导演；“没有口才的演说家”是指他平素不喜多言，却因职业之故必须经常讲话。至于“没有被公认的幽默家”，我以为既是他对自己的最大肯定，又是对自己的幽默未被更多人认知的不满。

　　话剧泰斗黄佐临先生创立了喜剧经典

　　幽默一词，自被英国戏剧家琼生阐扬以来风靡了欧洲。林语堂将其引入中国，以中西兼具的思维作了诠释，认为人智对付各种问题尚有余力，遂能从容出之，便生幽默，其背后是深远的心境，包括一点心怀慈悲的善念，一点宁静淡泊的达观。我服膺于此，又觉得不止于此，因为从佐临先生身上，我发现了幽默的另一重要因子，即以变通求进取的精神，具体说来,包含化繁为简、借力打力和天下大同这三层境界。

　　我以为幽默是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关于何为好的话剧，看法繁复，佐临先生说有两口气便可，一是人气，戏剧要有人看，多多益善；二是仙气，戏剧要有灵魂，飘飘欲仙。关于何为三大演剧体系，他说一种是要立“第四堵墙”，一种是要破“第四堵墙”，另一种则根本没有“墙”，不存在立与破的问题。前两种是外国的理论，后一种是中国的戏曲。精准的提炼，为他的行动提供了清晰的路径。

　　我以为幽默是一种借力打力的功夫。当年现实主义一家独尊，其他派别万马齐喑，他便提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看似不同，其实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样，都是现实主义大师。他的目的何在，人们未必理解，而他已开始动手做了。话剧是西方舶来品，讲求导演为主，崇尚艺术为先。当他感觉到来自传统的以演员为中心的挑战时，便宣称导演工作同样要搞“民主集中制”，自己作为导演，就要像毛主席说的“善于当班长”，像邓小平说的“负总责”。佐临先生凭这工夫，成了一个经常达到目的，却从不需要动无明火、发无用功的人。难怪他只是微笑，而幽默正善于生成一类以笑为表征的艺术；难怪他是如此偏爱导演各类喜剧，于是享有了“喜剧家”的美誉。

　　我更以为幽默是一种天下大同的胸怀。他说两千五百多年来，世界戏剧出现过无数的手段，但戏剧观基本只有写实和写意两种，而他要探索和创建的，是一种将二者融汇的戏剧观。在这种戏剧观下，所有艺术手段皆可生存，皆可发扬，于是他有了改编自《麦克白》的昆曲《血手记》，有了让两位演员在空空如也的舞台上扮演数十个角色的《中国梦》。在戏剧这一领域，他做到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黄佐临手稿

　　回到家里，我把两本《我与写意戏剧观》并放在一起。此书仅印了一千多册，我这个外行倒有两册，可知当时话剧的寥落，就像黄昏里的秋雨。就在秋雨之中，一位戏剧大师向我冉冉走来。

　　八斗才高只等身，究须幽默可通神。庭喧步自从闲适，心悦身焉辞苦辛。今古短长胸底壑，中西虚实剧中轮。斯人已去斯文在，一笑之温感若邻。

　　2016年，为准备纪念佐临先生诞辰一百十周年的发言，我又把两本《我与写意戏剧观》并放在一起。现下话剧好起来了，苦干穷干的少了，甜干阔干的多了，人气茂盛，就像旭日下的春草。可惜仙气稀缺，于是又听人谈起戏剧到底是向钱看还是向前看的问题。我用佐临先生的口吻重复了一遍：“这是一个问题。”（胡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