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早期中共党员

　　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茅盾、陈云、郑振铎、叶圣陶和徐梅坤等一批中共党员也从这里走出。

图说：天通庵路190号，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新貌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并与北京大学并列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作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秉承在商言商的经营理念，与现实政治谨慎地保持距离。

　　然而，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馆内成为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之一，也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从这里走出茅盾、陈云、郑振铎、叶圣陶和徐梅坤等一批中共党员。2017年是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回眸这段往事，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工人运动中，商务印书馆曾经扮演过隐秘而又关键的角色。

聘请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

　　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印刷厂起步，自1902年张元济加入后，逐渐发展成全国首屈一指的教科书“出版大户”和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此外，还先后创办《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英语周刊》等数十种刊物。

图说：一·二八事变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全景图

　　新文化运动中，商务印书馆保持不偏不倚的稳健作风，既出版《辞源》《四部丛刊》等大型工具书，也适当出版新著作。而一些被视为“敏感”的著作，即便作者是“大腕”，商务也毫不留情予以婉拒。1919年孙中山亲自撰写《孙文学说》一书（后成为《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著作送去商务印书馆时，却被拒绝出版。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均考虑到：政府横暴，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敝处难与抗，只可从缓。”被商务拒印后，孙中山只好将书稿交由亚东图书馆自费印刷。但这大大惹恼了孙中山，他在1920年1月发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详述此事，斥责商务印书馆保守和垄断。

　　以商务的“保守”理念，是不是不愿或不敢出版共产主义著作呢？其实不然，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共早期创始人保持密切的合作，且出版了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中共创始人中，陈独秀与商务的渊源最深。早在1902年，商务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那时陈独秀还在东京留学。1920年，陈独秀由北京回到上海，商务即邀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

　　“陈（独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的名誉编辑不过是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编辑事务不像其他名誉编辑要给商务审阅稿件，而只要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由陈自己决定。”

　　每月三百元，一年只需写一本小册子，且选题、内容自定——这是商务对陈独秀的至诚信任。陈还经常为商务推荐书稿，瞿秋白《赤都心史》就是陈推荐而出版的。虽然张元济将“社会主义”称为“过激主义”，但是商务还是将其作为一种思潮加以介绍。仅1919—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综合各国社会思潮》《马克斯经济学说》《经济史观》《救贫丛谈》《社会问题详解》《布尔什维主义底心理》等书籍共21种。

茅盾扮“钟英”小姐，设立党中央秘密联络处

　　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沈雁冰（茅盾）走进商务印书馆，做一名普通的英文阅卷员，“月薪廿四元”。此后，他在商务工作十年，在翻译和写作上展露才华，而且还在商务建立了中共秘密联络处。沈雁冰入职不久后，便得到赏识，从英文阅卷员改为跟随孙毓修编译童话、校订古籍。后来，因新文化运动冲击，《小说月报》销售量下降，沈雁冰又“临危受命”，于1920年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从事撰稿和编辑工作。在此前后，沈雁冰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均有交往，1920年下半年就与陈独秀等一道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次年经二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位党员，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图说：1916年和1926年的沈雁冰

　　中共正式建党以后，各省的党组织次第建立，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的来往日渐频繁。为了确保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来往的安全，必须建立一个既隐蔽又可靠的联络点。考虑到沈雁冰《小说月报》主编的合法身份和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负责处理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函件和人员往来。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为危险的工作。年轻的沈雁冰将“生命之火向改造社会那条路上燃烧，决不可向虚幻的享乐道上燃烧。”他机智隐秘主持联络点的工作。

　　随后，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函件，外封面写着：上海宝山路45号商务编译所沈雁冰收，内封则另写“钟英”（“中央”的谐音），有的也写成“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或“转陈仲甫先生台启”，以此方式遮人耳目。沈雁冰则每日汇总后送中央处理。外地有人来找中央，一般也先去找他，由他报告中央，再作后续安排。晚年他在《我走过的路》中回忆：

　　“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

　　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时候，沈雁冰“从选稿、编稿、校对、跑印刷厂、发行寄送到回复读者来信”都是亲力亲为，业余还要写文章。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沈雁冰对党内的政治、社会工作也毫不含糊。1921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建党后的第一所学校——平民女校，他在该校教授英文，在他所教的学生中，就有后来的著名作家丁玲。国共合作期间，他担任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工作节奏是白加黑，轮轴转。他回忆说：“因为担任上述的党内职务，我就相当忙了……所以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指在商务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

　　沈雁冰主持的中共秘密联络点，一直维持到1926年4月。因遭军阀追查，他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这十年期间得到张元济的关照和器重，让他一生铭记。1956年，担任新中国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特为张元济先生九十寿辰致祝辞。

陈云主持罢工，早期工人运动重要据点

　　1919年，15岁的陈云高小毕业后，来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文具柜当学徒，对于站柜台的经历，陈云说：“公司还供食宿，其余自备。第二年加二元，第三年加二元，第四年不加。大约到1925年还只9元一月。此时在商务虹口分店。”每天下班后，陈云仍刻苦学习，且积极参与商务印书馆的职工运动。在这里，他逐渐成长为优秀的革命工作者。

　　中共成立后不久，即派具有印刷工人经验的徐梅坤到商务开展“建党工作”。他拿着陈独秀的亲笔信到商务编译所跟沈雁冰取得联系后，就开始在商务印刷工人中发展党、团员，筹建工会。沈雁冰在回忆录中提到：

　　“1921年冬，有人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来找我。这人便是徐梅坤。他从前在杭州做排字工人，现在到上海，使命是组织上海印刷工人的工会。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是一个重点。”

　　有了沈雁冰的支持，徐梅坤在商务印书馆大力发展党、团员。技术工人糜文溶、柳溥庆、董亦湘，编辑杨贤江、糜文浩等相继入党。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将在上海的中共党员分5个小组，其中第2组为商务印书馆组，共13人。1925年5月，建立中共商务印书馆支部。据统计，到1927年，商务印书馆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近200名，后来陈云在谈起自己在商务工作时说：商务党、团、工会组织阵容之强，党、团员人数之多，在上海各产业中居于首位。

图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合影，前排左三为陈云

　　1925年，陈云参加五卅运动，感受到工人运动的巨大力量，他与其他党员一起，在商务印书馆内积极组织工人运动。8月21日晚，临时党团以五卅宣传队名义召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即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和总务处）的40多名积极分子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决定罢工，选举了由15人组成的罢工临时委员会，陈云被推举为委员长。这次，陈云亲自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运动。八九月间，年轻的陈云由董亦湘、恽雨棠介绍入党。1925年11月，发行所职工会创办了一个地下刊物《职工》。年仅20岁的陈云以“怀”“民”“怀民”等笔名在《职工》上先后发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文章。这是迄今见到的陈云发表的最早文章。

　　从商务的学徒到领导罢工，陈云经受锻炼，逐渐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49年9月，陈云同志因公务来沪，特地抽空到发行所来访问老同事，还看望了董事长张元济。陈云还邀请张元济从政，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张元济十分感动，改变了他自参加维新变法失败后永不从政的誓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参政议政。（李忆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