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为什么自认为是“弱势群体”？

　　有人说“人间恶魔”事件难以完全避免，有人说医院是社会矛盾的聚集地，暴力出现的概率更高。笔者认为，这些正确的废话都无法解释，“医生”这个在任何文化场域中都备受尊敬的职业，为何在这些人眼中变成了泄愤的目标？中国的医生为什么自我评价为“弱势群体”？

　　文 | 海上客

　　一连三四天，笔者的朋友圈，弥漫着悲愤的情绪。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杨文医生的遇害，严重地刺激着医务工作者的情绪，也让普通公众感到惋惜，对行凶者的行为感到愤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早些严惩毫无人性的凶手。12月24日6时许，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杨文副主任医师在正常诊疗中，遭到一名患者家属的恶性伤害，致颈部严重损伤。虽经全力救治，但杨文医生终因伤势过重于25日去世。从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画面看，凶手杀害杨文医生的动作极其残忍，刀刀致命。

　　监控视频画面

　　1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依法审查，对在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抢救室内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据中国民航局官网消息，12月27日下午，民航总医院举办追思会，沉痛悼念12月24日被患者家属杀害的急诊科副主任杨文医师。追思会没有对媒体开放，据蹲守在外的一些媒体记者描述，不时有医生哭着从会场出来。就算看看这些白衣的背影，笔者也能体会到现场的悲伤。

　　杨文医生追思会

　　正如国家卫健委26日回应此事时的说法，杨文医生的被害，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事件，不是医患纠纷问题。

　　无论是官方还是网络民间，对凶手孙文斌的谴责是一致的，残忍杀害一名无辜医生的人，无论什么理由都不值得同情。谴责凶手是必须的，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杨文医生的生命仅仅换来对一个“人间恶魔”的痛斥，是远远不够的。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在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超三成的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公号“RUC新闻坊”的研究文章《10年来媒体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的背后》描述：我们搜集的近十年内中国媒体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99名医护人员被患者持刀具袭击，24位医生在医患冲突中失去生命。

　　媒体报道杀医伤医事件最多的时候，是2014年左右。每一次杀医事件发生后，同样是全民的悲愤与谴责，但仇医的癌细胞却未能清除。有人说“人间恶魔”事件难以完全避免，有人说医院是社会矛盾的聚集地，暴力出现的概率更高。笔者认为，这些正确的废话都无法解释，“医生”这个在任何文化场域中都备受尊敬的职业，为何在这些人眼中变成了泄愤的目标？中国的医生为什么自我评价为“弱势群体”？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太难，笔者还是来提几个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

　　第一，有人在医院闹事就没人管吗？

　　至今，官方还没有公布行凶者母亲在北京民航总医院就诊期间的细节，公众能看到的信息，基本都来自一篇自称杨文医生同事所写的网文。从文章中的描述看，很多信息还是可信的。

　　文章中说，12月4日杨文医生接诊了行凶者95岁的母亲，半个多月的时间，老人家属一直因为不满医生的治疗而“吵闹、辱骂、威胁”医务人员。这位作者说，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危险，有关患者家属的情况，医生们已向科室和医院报告并且备案，医院“也嘱咐我们注意安全”。看起来医生们还报过警，“可是就算事前警察来了，也没有用……”

　　值得注意的是，杨文医生被害后的第四天（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从2020年6月1日起施行。针对“医闹”事件屡禁不止，该法作出明确规定：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违反该法规定，扰乱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场所秩序，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违反该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有的读者可能会误解，以为过去在医院里打砸抢杀好像是没人管一样，但其实，就算没有刚刚通过的新法，医院内医闹、行凶的处罚，一直都是有法可依的。“对伤医行为零容忍”——这话也不是头一回说了。

　　但奇怪的是，过去很多发生在医院内的伤医事件、医闹事件、扰乱公共秩序事件，最终并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处理，而是靠着行政手段解决了。有一些肇事者受到法律的惩处，但医院往往没有广泛地公布。公众往往留下如此印象：在医院闹事和在其他地方不一样，医院闹事没理也能变成有理，闹了仿佛也没人能管。为什么是会出现上面的现象？笔者想，对于行政管理色彩浓重，同时又担负着经济压力的中国公立医院来说，要在“双重人格”中求生存，最好走的一条路就是“不惹事”“求太平”，一切负面新闻都不能沾，哪怕自己的医生没有任何错误。因为这样的大环境，医生形象最终在舆论场中背了锅，医生难以声张自己的权益，最终承受了舆论中似是而非的抹黑。

　　第二，“仇医”情绪是怎么来的？

　　十年前，医患纠纷是“新闻富矿”，什么“缝肛门”“茶水门”，只要说医生坏，读者都能信，完全不去推敲报道的内容有多大程度是真实的。为什么大家会信？因为许多人的就医感受都不太好。挂号那么难，医生话那么少，做个手术要托人，老百姓不知道该怪谁，只能怪打照面的医生。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一个月的门诊量、手术量，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一名医生半年甚至一年的工作量。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岗位上，态度不好客观存在，但医生个体却很难解决。上海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笔者，中国大医院里医生高强度的工作，很容易造成职业倦怠感，反映在工作上是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出差错；长期疲劳、紧张，影响身体健康，导致这些年医生猝死也时有发生。而反映在医患关系上，就是容易造成人际冲突。“上级给指标、压任务，医生要完成这些任务，又没有获得相应的支持，压力不断积累。”至于“病没治好”这一点，是不是公众的期待与医疗客观的能力有差距？这种差距是谁造成的？很多医疗技术的宣传是不是言过其实？这些问题，也不是医生个体能够回答。

　　第三，医疗秩序为什么混乱？

　　杨文医生倒在自己工作的岗位——急诊室，这里，也是暴力事件、纠纷出现最多的地方，是医院里“最危险”的地方。

　　数据来源：网络上搜集的2009至2018年媒体报道的伤医事件 图表：RUC新闻坊

　　从杨文医生同事写的这篇文章看，行凶者母亲一直在急诊室接受治疗，没有收治住院。提起大医院的急诊，真的是一个考验所有人承受极限的地方。北上广随便找一家三级医院急诊室，任何时间去，都一定是摆满加床，家属将就着在躺椅上陪夜，而医生们也在如此混乱而局促的环境里日以继夜地工作。不管是患者、家属还是医生，没有人会对这样的环境满意，但这又是大家唯一的选择。有人说老人应该去基层医院啊。现实是，基层医疗机构病床也并不充裕，而很多老年病人病情复杂，基层医院未必有救治能力。医疗资源有限，这是所有社会都要面对的难题，我们希望的是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医疗秩序，以避免极端情绪的产生。笔者朋友圈里医生不少，平常抱怨最多的，就是医疗秩序。一位肿瘤专业的医生说，患者希望一天之内做完所有的检查，医院也以“便民”来要求各个科室，但复杂的癌症诊断不是这么快就能完成的。满足了“便民”的愿望，可能牺牲了质量，也牺牲了患者的就医感受。这样的医疗秩序常常就蕴藏着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也许有一天，各种不信任、不满最终爆发，就会演变为恶性伤害行为。医疗秩序不好，患者怪的是医生，医生又能去怪谁？干着辛苦的工作，却背着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的锅，医生群体就这样，一步步“弱势”了。医生自己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但这话还不能说，因为患者听见了不答应，难道患者不是更弱势么？

　　民航总医院急诊室的一角，杨文医生曾经的患者送来鲜花表示哀悼图 |央视新闻

　　杨文医生的被害，希望能引起更多的拷问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