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的梦也是我的醒

甘甜的生活节节高的今天，天下儿女，96岁的父亲若健在，那是你实实在在的幸福啊，是我的梦也是我的醒。

每次填写履历表，籍贯一栏我当然写上“休宁”二字。那里无有家人和亲戚。父亲留下的那一行优美的字符，“休宁城内紫叶巷2号”。读中学那会儿，有那么一段时日，我渴望着能进入那个想象中应该是细雨连绵的梦境，父亲像照片上那样身着长衫，或许还撑着油布伞，从雨巷里走近我。父亲离开我，整整四十四年了，我一次也未能走近那条不知是在或不在的紫叶巷。好几次歙县、黄山之游，临时却意外变化或有事耽搁未能成行。越是渴望进入这个梦境，越相信这原本属于梦，宁愿这优美的字符会在多少次的遐想时忽然就兑现在了梦里，比真实的陌生和新奇更教人沉潜而情迷。有一趟在琉璃厂逛中国书店，见有几种徽州方志考，翻阅休宁人事史迹记载，“紫叶巷”在，“何家”在。缘何名曰“紫叶”，因花？因树？因人？不得而知。

父亲是遗腹子，私塾三年，11岁背井离乡。后沪杭线上抽壮丁当了三个月的“准尉司书”逃了出来。为这段“历史”，吃足苦头。父亲是到了上海多年之后自己改名为“遇文”，小时候我听大人们中长他一辈的都叫他“惠芳”（谐音），邻里相处时则称他“何先生”。1948年我祖母病危，父亲在基隆，时局甚乱，他还是执意返回大陆，所有财物及未婚女友留在了岛上。父亲和母亲是1949年之后相识相恋结婚的。“台湾回来”四字分量够重，之后成为解释不清、纠缠不脱的罪状。直到病逝，父亲都不可能对髫年的我提及任何关于休宁祖上、关于台岛生活的一切。母亲只晓得一件事，即何家有先贤，我祖母是二房，家道中落，别无其所知了。我在父亲填写的履历表草表上见过一个名字，何海槎，是我伯父。当年与父亲同在台岛，而后天各一方。我想过找寻，“海槎”之名，桨橹于汪洋，人生如云，离合、聚散、黑白、卷舒、浓淡……无论谁，邂逅了，还是那一片云么？又会是彼此感念之中哪一朵依然飘逸的云彩呢？

父亲去世那年，我10岁。每天放学，我背着书包走几十站路，到父亲的病房里做功课。医生说父亲顶多活三个月，我想不明白如此残酷居然已有着答案的问题。暑假时，被折磨成形容枯槁状的父亲，天天靠注射杜冷丁维持短时镇痛。看父亲豆大汗珠顺着颈项直淌，听父亲紧咬牙关的咯吱声，我不能哭，不能流露出担惊和恐惧。我站在父亲床前摇蒲扇为他扇凉，他费力硬要我一个人到晒台上去温习功课，要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记得第一次坐车去比医院更远的疗养院，到疗养院时已是万家灯火，踏进房间，父亲见是我吃惊不小，狠狠训了我。次日是星期天，那晚父亲请假送我回家，一早带我到不远的和平公园玩。在猴山走散了，大半天才找着我，父亲不敢告诉母亲，妈妈到疗养院接我时，父亲躺在床上已说不动话。小时候，每逢休息日，父亲肯定带我外出玩一天，带我去中百公司搪瓷柜台看望他最早学生意时的师兄；带我去过两次养着廿几只大白鹅的美髯公家，墙上字画，满屋书香。人民广场、豫园、南京路，没有今天这样繁华喧嚣和簇拥人流，复兴公园坐几圈电马，大众电影院看一场彩色拷贝的《红灯记》，骑上父亲宽厚的肩，认着父亲指点的招牌、站名，学着父亲哼唱的京戏，跟着父亲拜访比他年长的那些至今依然有儿孙辈与我来往的长者。大人们逗我最多是，我能一下说出上海所有公交线路起点至终点的站名，全本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我一字不漏能背唱，写得一手可获父亲朱笔圈点的墨笔字。父亲只打过我两次。一次是我涂涂画画不爱惜书，给了一嘴巴，要我记住“书是有脸面的”。一次是路上见有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男孩，是兔唇，听他含混不清说着话，我觉得蛮好玩，“噗哧”笑出声来，“小小年纪，就学会取笑人家了。”几乎同时，父亲给我两记及时的嘴巴，是我一生受用的财富。

红领巾、白衬衫、蓝布裤和白跑鞋，当年男孩这身穿戴外出，就是一个完整的“六一”节。那年我被选为市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要参加“六一”汇演。病榻上的父亲连挪动身体半躺着倚枕看着听着我唱完整首歌的气力也没有了。“六一”前夕，父亲问我想要什么，我说我不参加演出了，不然就要统一穿白跑鞋。父亲对母亲说，就买一双白跑鞋吧，要我一定认真唱好歌，不给学校和老师丢脸。不过两个月，父亲永远离我而去了。我平生第一次穿的这双白跑鞋，成了孝鞋。四十多年倏忽，而今的孩子脚上的品牌，自然淘汰了简简单单的白跑鞋。如果我对儿子讲一讲这样一件往事，他会动容么？不光是“六一”，欢快和幸福永远属于孩子们的今天和此刻，我自己记得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就够了。

父亲骨灰安葬于我母乡枞阳。父亲对母亲说，不留骨灰，就穿平常出客时穿的咔叽布中山装火化。还要求母亲做到在他走的时候不能哭，让他安安静静地走，任何时候都不向组织提困难。那个酷热午夜，父亲用最后的气力自己挺直了安详的睡姿，母亲只和我说了一声：“你爹爹要走了......”她饮泪默默牵着父亲的手，和杂务工一起将父亲送进太平间。那天在龙华，母亲一见着遗容就晕厥了。吊唁厅里外数不清的人们来和父亲告别。我头一次被悲痛撕裂了心，第一回为一种人格的力量所震撼。外公在我母亲3岁时病逝，母亲4岁时外婆改嫁，她13岁孤身来上海在远房亲戚家寄人篱下，自己还是个孩子，一手带大了人家6个孩子；出嫁那天，周遭无有一个亲人，母亲随父亲坐一辆三轮车来到属于他们俩的家。父亲离世时年仅53岁。我时常会取出父亲当年为母亲誊抄的入党申请书，那一手秀雅清丽、法度谨严的工整小楷，每每摩挲中教我情不自已。

每次父亲上中班，吃过饭，我总是背上书包搀着父亲的手送他到电车站，父亲上了车，我就往电车行驶的方向一路奔跑，直到看着父亲在车上向我招手，我挥着小手依依不舍目送电车驶出视线。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哪一天坐在某个城市的巴士上或走过新居附近的某个街角，父亲就这么清晰闪现眼前，他从来没有死，只是离开。

写这样一篇文字的时候，人在北京，难得有雨的京城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雨，恍若久坐于父亲墓前说想说的话。父母当年在沪上无依无靠，仅一家远房表亲，每到大年初一，那户人家一早谁开门谁就会看见门前有甘蔗，是父亲放的。甘甜的生活节节高的今天，天下儿女，96岁的父亲若健在，那是你实实在在的幸福啊，是我的梦也是我的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