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于伶同志

于伶同志，是我国受人尊重、名实相称的剧作家、戏剧活动家之一。他以戏剧为武器，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为党的文艺事业，竭尽全力。

于伶同志从1932年写《瓦刀》起，直到晚年创作电影《聂耳》、话剧《七月流火》，共写小戏28个，大戏15个。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新兴话剧运动的历程，他以话剧作为武器，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投入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呼喊救亡图强。他在《长夜行》等剧作中饱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爱国知识分子，在茫茫黑夜里，在崎岖的长途中挣扎前行。

夏衍同志曾在《于伶小论》一文中这样写道：“信仰使他乐观，使他挣扎，使他废而再立，伤而再起。”正是这种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仰，这才成为于伶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才使他“不会在挫败时怯战，不会在寂寞时伤感。”这正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于伶同志是支持帮助戏曲艺人团结进步的热心人，还是个不摆领导架子，不板领导面孔的好领导。1946年，雪声越剧团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于伶同志热情支持。5月6日晚，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祥林嫂》，在明星大戏院演出，招待文艺界人士田汉、许广平、洪深、史东山、黄佐临、张骏祥、李健吾、白杨、丁聪、胡风等观看。随后，于伶同志约请袁雪芬与剧组编创人员到同孚路（今石门一路）大中里于伶同志的家中，听取田汉同志对《祥林嫂》的意见，帮助雪声越剧团的演出本修改提高。

1950年夏天，夏衍同志兼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于伶同志是常务副局长，当时由于工作需要建立戏曲改进处，想请周信芳先生担任处长。于伶同志邀请周先生一天下午到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小聚，他想得很周到，为了表示对周先生的尊重，潘汉年副市长出席，开头大家喝茶，闲谈戏曲界的情况，过后于伶同志请潘副市长代表市府正式邀请周先生出任处长。周先生说，我是个演员，从来没有做过领导，工作恐怕做不好。于伶同志说，周先生在戏曲界德高望重，请您出任处长，登高一呼，有利于戏改工作；至于日常工作，由刘厚生同志做您的副手，您又有演出任务，不必每天上班工作。可周信芳先生是位认真负责的人，他上任后，力所能及地做到按时上班。

1951年初，于伶同志亲自主持举行周信芳演剧生活50周年纪念会，同时为了表彰戏曲界老艺人整理传统戏、培养青年演员所做的贡献，为各剧种100多位老艺人举行敬老会。

1952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于伶同志主持筹备各项工作，担任华东代表团团长，率领华东和上海的京剧、越剧、沪剧、淮剧的一大批人马去北京参演。他和戏剧界人员真诚相待，亲切交流，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

于伶同志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心意非常真挚的充满诗人气质的人。读他的散文和诗，总感觉到他是出自心灵深处，充满激情，有血有泪，寄托了他对周总理、对潘汉年、对邹韬奋、对聂耳等等他所尊敬的人们的哀思，也抒发了他对夏衍、对巴金的深情。于伶同志给我的印象是，他不但是有成就的剧作家，而且是位名副其实的诗人。

1947年6月，程砚秋到上海演出，这是抗战胜利后的演出，于伶同志约周信芳共同请程砚秋在国际饭店吃饭。老友久别重逢，大家非常高兴，当时刚好有消息传来，中共中央所在地从延安搬到张家口，于伶同志即兴作诗一首：“霜雪八年喜复哀，高楼小宴砚秋来。延安话到张家口，万里云天祝一杯。”这最后一句隐喻，天快亮了，离解放的日子不远了。

于伶同志在“潘杨”冤案中被株连靠边十年多时，他依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忘我工作。那时候他肝病很重，正处在心情欠好，健康不佳的情况中，他被聂耳和华素瑛火热的革命感情所感动，创作了电影《聂耳》（同孟波、郑君里合作）和话剧《七月流火》。

粉碎“四人帮”后，于伶同志出狱回家时，小园荒芜，他老伴柏李一人苦守，园中独有一棵盆栽的小榕树，经柏李照料生机盎然。于伶同志面对此情此境，激动不已，写了七绝一首：“抄家十次未等闲，寂寞小园亦自然。榕树情深迎候我，生机勃勃胜当年。”

1984年9月下旬的一个休假日，我在静安公园散步，迎面过来一位手执拐杖戴墨镜的老人，我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久违的于伶同志。他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文化局的老同志，我还能记得，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新同志我就不认识了。”

他向我问起许多老同志的近况，我详细地告诉他。他回忆起当年文化局的工作，赞扬上海戏曲界有爱国家、讲团结、求进步的好传统，上海戏曲界又是出人才、出作品的地方。我送他走出公园南门，久久望着他的背影款款地向华东医院走去。

没过几天，我收到了于伶同志寄来的《于伶剧作集》，扉页上是他亲笔的题词“世远同志指正 于伶 国庆35周年前夕 热烈庆祝声中 上海”。

我激动得心潮难以平静。他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我们深切地怀念他。（鲍世远）